早在2008年，我曾设想2020年是建立“亚太共同体”较为现实可行的时间，包括拥有成员国、相应授权以及机构实力。然而这些年，亚洲所面临的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区域局势的变动，这些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

　　如今，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导致大国与大国之间、地区国家与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摩擦不断上升，而这一现象也致使亚太地区安全秩序面临重大压力。在经济方面，长久以来借自由贸易之名所建立起来的亚洲经济秩序也逐渐开始出现分裂的现象，如通过建立贸易区块来排除部分国家参与等。

　　现今，美国大选又给亚太未来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特朗普总统将会如何面对亚洲和中国？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未来亚太地区将会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我们也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之道”虽然是关于个人修养的哲学，但我认为它也是治世方略。明智的治世方略贯彻“中庸之道”的智慧，懂得不偏不倚地处理问题，谨防落入任何极端。它还告诉我们，治国的成功依赖于任用贤才;它还告诉我们，一个贤君对官对民都应尊重。

　　这一古老的智慧并不是亚洲所独有的。事实上，孔子的“中庸”一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如出一辙。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第二卷中，他将“美德”定义为两个极端的中间。因此在这一点上，孔老夫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平衡”“合适”“中庸”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

　　那么，这个哲学理念怎么能应用在融汇了丰富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亚洲呢？两极之间的取中平衡，或者说将两个极端观点进行协调的方法，可以说是维持区域和平、秩序以及稳定唯一可行之路。

　　2012年，作为澳大利亚外长，受西方思想和孔子的“中庸”理念启发，我提出了共建“泛亚联盟”(Pax Pacifica)建议。从那之后，我一直努力将“中庸之道”贯彻到亚洲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之中，也包括在我努力推广的“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之中。

　　或许没有一个有效的泛区域多元文化机构能完全应对亚洲面临的核心安全问题和经济挑战，但它总是能为缓和紧张局势、处理危机争端创造一个文化间“冲突吸收机制”。

　　面对共同挑战，“亚太共同体”要有一个愿景，一个完美的设计，但这个方案须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涵盖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大国在内的所有亚太地区国家;二是针对共同挑战，应具备积极参与全面对话、合作并采取相应行动的能力。

　　有些人质疑我所倡导的“亚太共同体”有些像亚洲版“欧盟”。事实并非如此。“亚太共同体”的最初设想并非是要在区内推行一个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政府机构，并以此推行泛亚身份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毕竟，欧亚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文明背景大相径庭。况且，在近代欧亚历史上更有欧洲殖民主义这些并未被亚洲人民所遗忘的黑暗阶段。

　　然而，亚洲和欧洲在地方主义上的差异不应让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它却难免相似。欧洲的历史一直在提醒人们：永远不要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

　　1914年7月，欧洲出现了一个初期的泛欧洲安全体系。这一体系可能在国家领导人相互假设对方行动、以及做出关键性选择时产生决定性差异。若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安全体系或一个成熟的安全对话机制，社会将缺少一个有效的政治“减震器”来缓解各国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我们应该都不会忘记，仅靠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高度依存关系并没有阻止20世纪初的那场战争。

　　当然，“亚太共同体”不会复制欧洲的合作模式以及他们逐步演变出的共识。尽管如此，亚太地区需要逐步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与安全机制，借此防止、减少并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在亚太区域这一广阔的区域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发展愿景。圣经上说，没有愿景，人必凋零。当我们对未来缺少一个共同愿景时，我们会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彼此之间的差异上，那就只能导致分裂。实际上，寻求共同发展愿景就是东盟之所以成功的秘诀。

　　在局势较为稳定、没有真正安全冲突的这个阶段，我倾向于建立一个全新的“泛亚太合作机制”。假以时日，这个机制将可以培养更深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协助建立全新的政治透明度、信任以及合作模式。同时，这一新机制也可以缓解中美双方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对立趋向。当然，这个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积累共识，建立基础。

　　总之，对未来的所有不确定性，恰恰意味着我们应借鉴那些融汇了东西方文化中有关和谐以及中庸思想的古代智慧，在寻求“中庸”之道的过程中广集众智，缔造亚太区域的共同安全、实现亚太区域的繁荣发展。(作者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举办的“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