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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肯德基”也是一种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在西方更盛行
谢韬
//m.auribault.com 2016-07-27 来源: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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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排外的“爱国”行为也是一种反智主义

从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作出最终裁决以来,国内一些群体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以河北乐亭县部分人士抵制肯德基为代表,全国至少有11个市县的肯德基店遭遇堵门或抗议,甚至有人打出标有“肯德基、麦当劳滚出中国”字样的大横幅。除了肯德基外,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美货以及轿车为代表的日货,也成了一些爱国人士抵制的对象。

  这种盲目排外的“爱国”行为,受到了国内一些主流媒体的批评。其中一篇题为《爱国不应折腾自己人》的文章称,“爱国应该是理性的,不能以‘反正我爱国’为名肆意发泄”。文章最后写道:“具体到每个人,少一些荷尔蒙激荡,多听一些冷静、专业的发言,才是尽到了建设自己的义务。”

  “荷尔蒙激荡”、排斥“冷静、专业的发言”的“爱国”主义,其实可以看成是反智主义。这种缺乏理性、盲目排外、自己人折腾自己人的举动,实质已远离了爱国主义的本义,败坏了爱国主义的名声,想必大多数中国人会理智辨别。

  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这次“抵制肯德基”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甚至有人据此对爱国主义发难。事实上,这样的反智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时出现。当下,反智主义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甚嚣尘上,“抵制肯德基”这样的举动与之相比,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

一场选举让反智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

什么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这个概念,源于已故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他认为,智力(intellect) 是“思维层面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其具体表现为“审视,思考,好奇,理论构建,批判和想象”。相应地,知识分子就是具有以上这些思维特征的个人。至于反智主义,他是这么定义的:“对智力本身以及具有智力的人的憎恨和怀疑,以及不断贬低智力的价值的一种倾向”。简而言之,在霍夫斯塔特笔下,智力的核心是理智和批判,而反智主义就是缺乏理智和批判,盲目轻信,或者对与自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视而不见。

  霍夫斯塔特这本书,分析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不仅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国务院的外交官),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也受到政治迫害。霍夫斯塔特认为,1952年总统大选弥漫着反智主义,并且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就是反智主义的胜利。在他看来,书呆子(egghead)这个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在当年大选中成为流行,就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盛行的表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反智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并且也是因为一场总统大选。被“政治真相”网站授予2015年“谎言大师”称号的唐纳德·特朗普,却在党内总统初选中一路遥遥领先,轻松击败各个对手,并在刚刚结束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该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在众多观察人士眼中,特朗普的崛起,就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盛行的表现。

  美国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共和党人一直以来鼓吹反智主义、故意阻挠和民粹主义”,而特朗普能够胜出,就是因为他“毫无廉耻地拥护这些理念”。一位美国观察人士这样写道:“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特朗普更夸夸其谈、自我膨胀、公开推崇反智主义的人,而他居然成了一个主要政党内部遥遥领先的候选人”。

  反智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以至于总统奥巴马也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久前在罗格斯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奥巴马谈到,反智主义的表现就是,“我们假定网络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正确的。我们仅仅会检索那些能够加强我们已有信念的网站。观点常常伪装成事实。最大胆的阴谋论往往被当作是真理。”

反智主义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大行其道

源自美国的这场反智主义的洪流,也波及到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是欧盟最早的成员国之一,并且也是欧盟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是德国和法国)。四十多年来,虽然英国和欧盟之间一直有着各种磕磕碰碰,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尤其经济方面)却一直在增加。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再加上最近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让很多英国人对欧盟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于是就有了6月23日的公投。

  公投之前,留欧派和脱欧派都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大量英国民众也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对各类专家(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专家)的理性客观分析置若罔闻,反而让自己的情绪或者偏见左右自己的投票,最终造成了脱欧的公投结局。

  现任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被认为是反智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作为内阁成员,按理说他应该义无反顾地支持首相卡梅伦的留欧立场。然而,他却站到卡梅伦的对立面,并且高调投身脱欧宣传。在投票前接受天空新闻节目采访时,戈夫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各种专家”。

  面对以戈夫为代表的反智主义思潮,德蒙福特大学校长多米尼克·谢拉德回应道:“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竞选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使用恶毒的反智主义,讥讽任何敢于说自己是专家的人”。他号召英国的学术界团结起来抵制这样的思潮:“大学有道德义务挑战这样的观点,即知识分子或者专家应该被怀疑或者诋毁”。

  尽管特朗普和戈夫来自不同的政治环境,但是他们都成了反智主义的象征。反智主义在美国和英国流行,并非表明这两国人民越来越不理性了。反智主义并不等同于以尼采或者艾默生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这一点霍夫斯塔特在其书中就明确指出了。相反,受到反智主义感染的人,往往认为自己的言行是理性的:选择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排斥与自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难道不是理性的表现吗?从心理需求的层面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是理性的。但是从智力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行为是不理性的,是反智主义的表现。

  反智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如今,中国国内一些群体,似乎也受到了反智主义的感染。当某个群体认为他们的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并且当这种内忧外患可以成为这个群体(或者自诩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时,反智主义就会盛行。(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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