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战后国际秩序”，这是个很大而且相当复杂的问题。一直以来，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和政治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希冀从中获取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经验教训，如实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时代的变迁。

　　二战后：积极主导者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为创建一个不同于战前的国际秩序，美国未雨绸缪，大力推动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试图从政治安全、金融和经贸三个方面引领世界。

　　此时，英、法等欧洲国家实力下降，苏联遭受战争严重创伤，中国行将陷入内战，唯有美国远离战场，最后参战，保存了最强的实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均位居首位。因此，它主导启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顺理成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这些国际组织的先后成立，标志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已具雏形。《联合国宪章》　确认主权平等、反对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器、维护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表明联合国是一个新型国际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得到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的普遍赞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时说服苏联和英国，坚持中国也应是创建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论当时出于何种动机，都应予以高度评价。

　　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杜鲁门总统充分肯定联合国及其宪章的里程碑意义，并告诫世人说：“我们大家必须承认——不论我们的力量多么强大——我们必须放弃那种经常为所欲为的极端自由。没有一个国家或区域性的集团，可以或者希望以损害任何别的国家而获得任何特权。”杜鲁门的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践行《联合国宪章》过程中，大国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某种形式的主导作用，但千万不要“为所欲为”、“妄自称大”，更不能背道而驰。

　　冷战：一个负面角色

　　但好景不长。1946年，冷战爆发。当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说，拉开了“铁幕”和东西方两边的对立。次年，杜鲁门进一步发展丘吉尔的“冷战理论”，提出“杜鲁门主义”。一般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的“急剧转变”。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苏联控制地区及其扩张的一个公开威胁，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美苏之间“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是二战后的大国主义典型。从此，世界便“一分为二”，进而又“一分为三”，即在“铁幕”的两侧，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所谓“东西方对抗”，后来，又出现了“不结盟运动”群体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一时期，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方面的“积极角色”开始发生了向“负面角色”的演变，联合国已成为美国利用的工具。

　　战后初期构建的国际秩序，在两大阵营中各自做出不同解释，采取不同的实践。美苏两大盟主都力图控制自己的盟国，推行自己的国际秩序。两大阵营政治冲突不断，军事紧张对峙，经济贸易很少往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历了美攻苏守、苏攻美守、互有攻守的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三个世界”理论，还有举世瞩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冷战时期的一大亮点，是国际秩序与时俱进的发展。它们不仅充分肯定、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精神，顺应了时代的诉求。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美国仍占优势地位。但是，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没有打胜一场局部战争。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此，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历经波兰、匈牙利、捷克事件，内部矛盾逐渐积累。中苏两国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趋表面化。“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开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和中国接近，这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中美关系开始逐步走向正常化。美国和苏联为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斗争，由于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变化，美国略胜一筹。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鏖战十年，最终撤出阿富汗。从此，苏联走向衰败的道路，终至解体。美国从而又巩固了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面对“《联合国宪章》+”

　　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和北约，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国国力也显著上升，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时的美国，几乎得意忘形，用知名专家福山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已经战胜社会主义”、“历史已告终结”。小布什总统甚至公开宣称：美国的权威高于联合国。奥巴马总统也说，美国“决不当老二”。因此，美国战略上不断误判形势，东扩西进，传播“美式民主”，策划“颜色革命”，干涉别国内政，挤压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空间，“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敌人”，而且一再发动战争，以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国际秩序”。

　　但美国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世界已经发展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已大面积兴起，用法国和英国前领导人的话来说，现在是“相对大国时代”，这个世界离开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什么重大问题也解决不了。用“冷战”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话来说，这个世界绝不会接受一个单一的领导中心，无论是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成功。

　　那么，美国现在究竟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议声明明确表示：它们共同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支持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它们都希望和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逐步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老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乃至垄断的现状。他们主张，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以及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砖国家”是当今最具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组织，是在G20中与G7对话的主力。

　　第一，它们主张“支持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这是当今时代国际秩序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美国先贤罗斯福和杜鲁门孜孜以求的国际秩序。美国如能面对现实，为自己找准新定位，利益汇合点明显存在。拿反恐来说，现在形势日益严峻，美国单干显然不行，俄罗斯也需要合作。只有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形成一定形式的统一战线，或某种形式的携手合作。

　　第二，它们要求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希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难道美国还要继续在IMF保持“一票否决权”吗？难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应该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吗？这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金砖国家”组织的这些主张，加上中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系列外交创新发展理念，实际上正在形成新时期国际秩序的雏形。简而言之，就是：“《联合国宪章》+”，从真正意义上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是美国应该且迟早要面对的美好前景。

　　■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　杨成绪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