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露乘客信息的“内鬼”抓不住，无疑放纵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发生，这是值得立法者、司法者深思的问题

　　庞先生在“去哪儿”官网预订东航航班，随后收到航班取消的诈骗短信，庞先生认为权益受侵害，遂将“去哪儿”网所属的趣拿公司和东航告上法庭，要求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一审法院驳回后，他提出上诉。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庭改判东航、趣拿公司公开道歉（3月28日《北京青年报》）。

　　从个人民事权益救济角度来说，庞先生主张东航、趣拿公司公开道歉并无不妥。如果让庞先生增加让两被告深挖、曝光“内鬼”并予以追责的诉讼请求，显然是强人所难。也正是这种侵权多、维权少，倒卖易、打击难，暴露了当下公民隐私权利救济的短板。

　　互联网背景下，利用旅游、航班订票等工作便利，相关人员轻易就可以将经手的各种信息予以收集并倒卖，而从互联网平台到订票点取票等诸多环节，个人信息往往转手多次，人员数量一多，就让“内鬼”更难发现。

　　从发现概率来说，侵权者多、维权者少。当网站出票的同时，还特地提醒乘客，“要警惕以飞机故障、航班取消为诱饵的诈骗短信”，这实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乘客对平台打电话咨询的、对涉嫌被诈骗举报的，都不是一次两次，但真正敢于像庞先生这样拿起维权武器的，则是少之又少。

　　从犯罪成本来讲，查处、追责难。大量的出票数据，涉及若干公司的经办人员多，这实则加大了查处难度，相关公司更不会冒着自毁品牌的危险，将自家问题举报给公安机关。或许也正是这种查处难、追责难，相关公司才选择短信跟进、友情提醒“防止诈骗”。而即便出现像庞先生这样维权的人士，最后也顶多是由公司进行赔偿、道歉，并不会直接伤及“内鬼”分毫，可以说犯罪成本极低。

　　从权利救济而言，像庞先生这样的乘客，基于信息的不对称，他的地位相对弱势，手头所有的仅仅是订票、订票后收到诈骗信息的证据，他很难举证是由被告中的哪个，对方又是如何窃取并倒卖其个人信息。换而言之，举证责任对其并不公平，相关主张自然难以得到法律层面维护，这就增加了维权的难度。

　　而这种偶发性的，未被诈骗、未造成重大损失，没有明确举报指引的案件，警方难以为此立案，也难以得到公权层面的救济，因此刑事层面打击的可能性也低，这无疑就放纵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多发可能，这无疑是值得立法、司法者进行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