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现代化的症候，弥漫在各群体之中。最近发生的一些公共事件成为社会焦虑释放的窗口，也给中产阶层打上了焦虑的标签。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分化的必然产物，被寄予了社会稳定器的厚望。按照国际流行的理论，橄榄型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形式，中间部分越大，就越具稳定性。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目标，中产阶层的壮大势所必然。

　　尽管中产阶层的出现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它们在各国形成的路径和在国内社会政治结构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有人喜欢将发达国家愤怒的中产阶级与我国焦虑的中产阶层进行类比，以说明全球化产生了相同后果。认真想来，这些现象虽然表面类似，实则差异巨大。除国情不同外，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愤怒来自于收入减少带来的挫折感，中国中产阶层的焦虑则是因收入提高后对更高质量生活的期望。

　　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们中的每个家庭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大部分人通过勤奋的工作、精明的理财等合理合法方式，在两代或三代人时间里实现收入的快速增长。它们中有相当数量是国家公务人员，更直接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因如此，中产阶层在中国的转型发展进程中不仅扮演着稳定器的角色，还承担着其他更为重要的责任。

　　其中一个责任是社会融合。中产阶层下面还有大量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有人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是中产阶层有期望、底层社会不绝望。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发展过程中虽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但毕竟处于上升阶段，相比底层社会成员来说有着更扎实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他们有更多的表达渠道和更强的表达能力，能将自身利益诉求转变为社会舆论，从而更主动地影响决策和政策。尽管物质条件的改善使越来越多中产阶层家庭有能力走出国门去寻求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大部分家庭依然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共同发展，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关注底层社会，推进社会融合和团结，是中产阶层的道义性选择。从越来越多投身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的事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中产阶层带给社会的希望。

　　另一个责任是社会动力。社会过度分化或社会结构固化都会削弱整个社会的活力。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种倾向都在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化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在此过程中，处于夹缝中的中产阶层应成为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对更高质量生活的期待，既是改革的压力也是发展的动力。许多中产阶层来自体制内，更要少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多一些时代意识和担当精神。只有中产阶层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才能获得持续动力，中国社会才会真正成熟起来。

　　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说，中国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时至今日，不时泛起的焦虑感不也是一种自欺吗？当下的中国，放在历史长时段中看是上升和充满希望的。我们的周围依然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因有时我们的眼睛只盯在物质满足上，结果在相互攀比中失去了定向的罗盘，用精致的利己主义掩盖了对时代精神的追求。实际上，只要再多一些社会道义和责任，再多一些精神，中产阶层就会更强大，整个社会也会因之而更健康更可持续。（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