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垃圾堆到如今的垃圾山，几十年来，陕西乾县漠谷桥北的河谷已成了县城生活垃圾的倾倒场。周围没有树木杂草，只有弥漫的臭气、飞舞的垃圾袋，和无数的蚊蝇。3年前，一个拾荒人被塌下来的垃圾埋住了，再无音讯。今年3月，国家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指出，我国的环境污染正在进行一场“上山下乡”。

　　“垃圾下乡”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在实施焚烧之前，多数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就一直放在城郊的乡村。可能是因为倾倒量并不特别大，也可能是包括乡民在内的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样做的危害，反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舆论对此不以为意。即便有媒体现场报道垃圾山、垃圾村的现状，关注的焦点，往往也集中在那些拾荒的人，而非环境危机。

　　这并不难于理解。且不说资源循环利用早已深入人心，拾荒作为一门从业者众多的营生，也自有其行业的尊严。从城里走街串巷的收废品者，到垃圾山附近成群结队的拾荒人，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这门营生的规模也呈几何级增长。有报道称，一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整个村庄“成建制”聚集在大城市的周边，谋生繁衍。

　　只是，表面上的“生计”，并不能掩盖“垃圾下乡”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更不要说，这种附着于捡拾垃圾之上的食物链，本身十分脆弱。比如，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工序调整，将倾倒后的捡拾前移为倾倒前的垃圾分类。至于在形成垃圾之前的旧物回收，自不待言。

　　可见，“垃圾山”的拾荒生意能够出现本身，恰恰折射出城市权力对于农村生存权利的强力挤压。农村的生活环境被垃圾侵袭，空气、水、耕地均遭破坏，已无法再按照正常的节奏安排生计，只好选择拾荒，或者被迫进城，这本质上乃是一种巨大的环境不公。

　　特别是，多少年来，农民本身对环境多采取顺应态度，且也缺乏表达诉求的顺畅渠道，曾经美丽的乡村，遂一点点深陷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的尴尬困境。而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环境准入条件提高和环境管理加强，农村更是成为城市倾倒垃圾的首选之地。

　　“垃圾下乡”加剧了乡村生态环境的劣化，还会埋伏下种种生态危机的病根儿。当下很多城市管理者出于种种考量，并未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标准，导致大量化学品、金属品等混杂在生活垃圾之中，未经处理即草草倾倒填埋，不仅危及当下，也将遗祸后人。

　　而城市乡村本为一体，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区分，城里的垃圾送到农村，也只是简单的位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城市需要的水源、粮食、蔬菜，乃至因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被不断输送进城的人力资源等等，均来自乡村。在这种情况下，祸害乡村其实就是祸害城市，二者并无太大区别。

　　何况，囿于资金、认识等制约，乡村自身生产的垃圾、污水还难以处置，从城镇而来的垃圾更加剧了乡村环境的负载。

　　前不久，河北省出台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将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废弃物等向指定场所以外的乡村地区转移、倾倒或者填埋。而从全国的范围看，“农村垃圾治理”也已形成共识。相信这样的治理，会有效矫正以往业已被证实为错误的垃圾转移现象。

　　说到底，在环境改善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单方面的清洁和美好。乡村的严重污染不仅仅是乡村自身的劫难，最终会使城市难以自保。一个个垃圾环伺的城市，不可能美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