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广东东莞某怀孕儿科医生因拒绝患儿家属插队要求，遭到对方木凳击打。但在之后的警方处理中，该医生被当做打架嫌疑人，并被逼调解了事。（4月21日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伤医事件频发，医闹现象恶劣，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也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到目前为止，管理者尚没有拿出能真正缓解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久前，多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作的通知》，明确禁止医院及执法机构出于“息事宁人”的目的随意调解，试图以此杜绝不法之徒借医闹敛财。这一措施对那些蓄意医闹之徒固然形成了某种震慑，但依然无法解决现实中更常见的偶发性伤医问题。而实际上，相比那些蓄意借医闹敛财之举，偶发性伤医对医疗事业的伤害更深。

　　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次对医疗工作者的伤害，伤害的实际上是医疗工作者的职业自尊，是医疗服务行业的基本秩序，也是社会大众的安全环境。而每一次伤医，事实上也在加深医患的隔阂与不信任、强化医疗工作者的职业冷漠。而这又进一步加深患者对医疗工作者的不满。这一问题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医院还是执法部门、司法部门，都没有给与伤医足够的重视，甚至在某些时候，将伤医定性为打架斗殴，乃至为了息事宁人，宁愿牺牲医生的利益。医疗工作者背后无人撑腰，医疗工作者的权利与职业行为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笔者认为，伤医决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人身伤害，在医疗场所进行的暴力行为决不能被视为一般的暴力行为。对于医生、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应当进行倾向性法律保护。

　　所谓倾向性法律保护，意指在执法及司法中，相比那些发生在一般公共场所的暴力伤害，对于发生在医疗场所、针对医疗工作者的暴力行为应该建立特别的执法程序、进行更重的惩治，应当将医疗场所、医疗群体作为特殊的场所、特别的群体予以执法、司法方面的倾向性保护。以此震慑那些暴力伤医者。

　　之所以应当如此，原因首先在于，医疗秩序与医疗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秩序与环境，所提供的特殊服务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相比更一般性的社会秩序，应当予以特别的保护，应当在法律保护的序列中享有优先地位。而且，由于医疗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对医疗服务者个人的伤害往往引发整个行业共同体的不安，从而恶化整体行业生态。再者，医疗服务因为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命健康，所以医疗服务纠纷更容易被非理性的情绪所激化。最后，并非不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家，医疗机构以公立医院为主体，伤医事件也多发于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背后是国家的公权力。

　　当然，倾向性法律保护并不能消弭医患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也不能缓释患者对于医疗服务的不满与愤懑，更不能根治、缓解医患纠纷，终究只是治标之术。实际上，倾向性法律保护的真正目的，在于以法律威慑，遏制当事人在情绪左右下的过激行为，缓释当事人利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思路，纠正当事人的轻率与随意，将医患纠纷导向司法渠道，将以暴力发泄情绪的非理性导向以法律解决矛盾的理性，树立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医患纠纷的社会共识。

　　所以，对医疗服务进行倾向性法律保护仅仅指向伤医这一暴力非理性，绝不意味着在法律责任认定与司法处理上偏袒医疗机构。相反，它需要更公正、公平的医患纠纷认定、调解、审判机制，更畅通的诉讼渠道来保证其目的与法律约束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