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6日下午，河南省南召县发生一起恶性事件，该县检察院、国土局、农业局三单位工作人员及家属在当地一农家乐饭店用餐饮酒后，因要求以政府名义公款签单遭拒起冲突，一名饭店员工受伤，饭店老板、县人大代表李金明被殴打倒地后身亡。（4月18日《华商报》）

　　其实，如果抛开该凶案的起因不谈，不过就是一起普通的、因就餐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罢了，原本不必盯住行凶者的官员身份“做文章”。然而，若最终经法庭审理认定，官员行凶及农家乐老板之死，确缘起“公款签单”之争（官员是非要签单，老板则坚决拒绝），那么，此“行凶案”就罩上了明显的“腐败”色彩，而不再是一起所谓“纯粹”的普通刑事案了。

　　按说，这起“凶案”发生的几率原本不大：按照普通人的思维，即便官员签单不成，大都是采用“迂回”手段，日后给你“穿小鞋”，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便是，犯不着犯下命案；而农家乐老板则为了生存，也通常不会“硬碰硬”，来个“鱼死网破”。因而，有人认为，这起“两败俱伤”的“拼命”案例，一方面反衬了在当前反腐的持续高压下，腐败官员“公权私用”的空间已被大大压缩；另一方面则是普通民众维权的意识日益增强，对腐败官员的胡作非为敢于说不，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忍气吞声”了。

　　诚然，此说似有几分道理，至少从就餐官员近乎“单打独斗”、且事发后被群众围堵的表象上看确实如此。但有一点需要说明：此“不买账”的农家乐老板并非一介“平民”，而是有着县人大代表身份的当地村支书，若是换作其他普通群众，还敢如此对官员的“签单”说不么？因而，眼下凭此单一案例，显然还不足以对当下反腐社会风气的形成持过于乐观的态度。

　　不仅如此，对这起发生在农家乐的“官员行凶案”，似还有诸多未竟之问？譬如，在礼拜六，一个乡国土资源所所长，拖家带口，到农家乐来谈何公事，需要公款报销？未必其“公务接待”的对象，是其家属不成？要说是接待其中一位“检察官”，则除了核实案情，似乎也没有别的理由？就算是办案，一不该一人单独前来，二不应接受当事方宴请，两者均有违规之嫌。要说另一位农业局官员，更与国土所“八杆子打不着”，又有何公事可谈？何况，休息日来农家乐谈公事，这几位官员虽够“拼”的，可总得有个理由呀？

　　而这位所长在携家带口大快朵颐之后敢于“公务签单”，显非仅仅炫耀身份及权利而已，而一定是具有公款报销的渠道及“能力”，而且更非初次如此。因而，接下来需要弄清的是，这位所长还在外面签了几多“公务”单？又在单位报销了多少？新账老账似到了该算“总帐”的时候了；此外，若所长都带头如此，其所在单位一定有诸多“腐败账”或“糊涂账”，不如顺藤摸瓜，说不定会有不小的“收获”。其实，很多腐败案，往往就是以这类突发事件为突破口而查获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在八项规定实施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基层官员尚敢如此顶风违纪，可见“打虎拍蝇”尽管“雷声大雨点也大”，但远未到可以“偃旗息鼓”的时候。此外，仅因签单不成，即痛下杀手，显然不能归于简单的“酒后无德”：似这般“己身不正”的官员，要说能做到“权为民所用”，谁信？尤其是其中还有一位检察官，参与围殴老板致死，如此视法律为儿戏，又怎能祈望其去守望社会公平？

　　何况，农家乐“官员行凶案”的标本意义，并不限于其在违纪违规的同时，已涉嫌刑事犯罪，而是同时警醒我们，腐败祸及民生，已到了不可小觑的地步：这位农家乐老板，集村支书与县人大代表于一身，尚倒在不法官员的“淫威”之下，若是一般平头百姓，又该如何？“人在矮檐下”，恐怕大多数都会选择“不得不低头”，不妨看看各地近些年陆续披露的、那些手捧乡镇官员“白条”、欲哭无泪的餐馆老板们，足见此绝非虚言。可见，基层官员的腐败，不仅在葬送自身的同时，相应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更是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生存空间。

　　显然，聚焦于农家乐“官员行凶案”深层次问题上的未竟之问，对当地有关部门来说，是必须要正视、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命案已然发生，事情已不可挽回，但“亡羊”终须“补牢”：此命案的真相并不难查清，官员凶手伏法也指日可待。但若仅就事论事处置，就算不致再发命案，但如此等惯常“公款吃喝”的腐败官员，不是第一个，也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过这件命案，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加速、持续“打虎拍蝇”的同时，进一步扎紧权力的“笼子”，让腐败不再有“附体”滋生的空间，或许具有更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