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9年出生的，信用社贷款记录显示我在1996年有三笔贷款至今未还，可当时我才7岁。”4月4日，岐山县雍川镇小伙赵凯说，发现问题两年来，他多次向银行反映贷款记录不实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导致他征信受影响，甚至无法办理信用卡。（《华商报》3月6日）

　　贷款逾期未还，属于典型的“诚信缺失”，被纳入银行体系并因之征信受影响。无法办理任何与银行有往来的业务，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与干扰程度，可以用“寸步难行”来形容，也彰显了征信体系的强大。银行这么做，一是为了惩戒和教育当事人，让其尽快改进信用污点而从头再来，二是为了防止信用损失的扩大，从源头上减少自己背负的风险成本。

　　不过“7 岁贷款的失信者”，显然不属于纳入“黑名单”范围的群体，而是信用社自身审查不严的过错行为，理应为此造成的损害而赔礼道歉，并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消除对其带来的影响。然而，“纳入容易取消难”，在垄断的行业心态下，受传统主导性作风的影响，无辜者多次反映记录不实，并按银行的要求提供了所有资料，从而寻求更正和解决，然而依旧“久拖不绝”。纠错机制如此迟滞，“被失信”的代价如此高昂，已然成为个体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此种状况让人对当前方兴未艾的诚信体系的公正性、效率性，产生了高度的质疑。

　　公众对“黑名单”制度并不鲜见，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都在不遗余力的制定，以彰显自身对于行业管理和约束的能力，并使之成为一种常备的手段。同时，随着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共用机制推广，诚信体系的威力也越来越大。比如被纳入了法院的失信人员名单后，坐飞机、乘火车和银行贷款就会受到限制；实施不久的国家旅游局《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有着同样的模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若是因为诚信制度的实施者本身“失信”，那么谁来给其亮黄牌并将之纳入“黑名单”之中？

　　也就是说，如果监督者失信，又靠谁来监督，实施者犯错，又由谁来纠正。这是一个重要而关键的问题，关系到诚信体系的有效性和效率性。7岁娃贷款不合常情和常理，更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个过程显然不是当事人自身所犯，而跟银行的审查和把关不严，甚至出现了极大的过错有关，银行本应反思漏洞和不足，加速改进以提升自身的信用度，奈何“虎头而蛇尾”，让用户为此往来奔波而无果，“上帝”没有享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反倒是陷入了“求解无路”的境地，这样现状已成诚信机制的巨大硬伤，也是诚信体系构建过程中，必然解决的瓶颈限制。

　　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式的诚信体系之所以威力巨大，就在于第三方独立实施下，其公平性、公正性能够得到确保，并由此建立了快速而高效的纠错机制。目前国内的诚信体系，往往是行政“单方面”主导，缺乏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本身的监督和纠错功能存在严重的缺陷，使得机制本身失信或者失误后，会让个体承受巨大的代价，并为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讲，这种行政性实施的“单维度”制度，由于行政力太过强大，难以跳出行政力工具性既有的顽疾，从而有造成权力伤害之虞。自然，若不能突破这种制度性的先天不足，那么中国版的诚信体系，就始终难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