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5日国际在线）

　　前段时间，东北女孩怒斥“号贩子”的事件备受关注，也引发了舆论对号贩子问题的热议。对于“如何解决号贩子”的问题，许多人都建言献策。

　　比如这次，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就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这里有三个建议，对于第二个第三个建议，基本是社会共识，争议不大，但对于“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之说，则很难被人接受。

　　刘玉村院长的思路，是典型的“涨价思维”。言外之意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涨价这样的方式，让号贩子买号的时候“生畏”，因为一旦“打水漂”就会浪费更多的钱。但这样的思路，基本上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有号贩子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资源紧俏的医院，有些人为求一票，哪怕是“天价”，也在所不惜。类似思维不乏前车之鉴，比如城市拥堵了，有人就建议收“拥堵费”；比如为倡导人们节约用水用电，就有人建议“涨价”……但很显然，在“刚性需求”与“资源有限”的矛盾面前，涨价并非良策。

　　号贩子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医疗资源依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号贩子的存在便具备现实土壤。

　　仍然记得春节刚过，就有新闻报道称，在北大口腔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妇产医院等大医院，号贩子们已经正常“上班”了，而且明目张胆，不避保安，甚至有明确的分工。前脚是相关部门的“重拳打击”，后脚则是号贩子们“死灰复燃”，这所拷问的，显然不仅仅是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

　　有资源分配不均等的地方，就有会人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就是说，要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的问题，就不能忘却从“均衡医疗资源分配”出发。解决“以药养医”的医疗弊端，均衡有限的医疗资源，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等等，唯有在这些方面积极作为，才是触及灵魂的改革，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的问题。这样的常识，早已在一次次的探讨中达成社会共识，如今需要的，只是多一些改革的勇气与魄力。

　　解决号贩子问题，应少些“涨价思维”，多些民生角度。唯此，才能凝聚更大的改革共识，也才能触及号贩子问题的本质。不然，无论声势多大的“重拳打击”，也无论多少个东北女孩“挥泪怒斥”，都阻挡不住号贩子们“正常上班”的积极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