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围堵开发商罚款10万元，发短信“诽谤”项目经理贪污罚款5万元……名目繁多的各类罚款加起来总计87.4万元。近日，这份“最牛劳务结算单”在网上曝出后引发网友广泛热议。收到“罚单”的劳务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讨薪一年多了，不仅讨薪未果，还收到了这份罚单。开具此份罚单的建筑方项目经理黄先生则称，罚款是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执行的。（1月25日《北京青年报》）

　　早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就将“恶意欠薪”入刑；2013年，最高法院又明确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量刑标准。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也明确施工总包企业对工资支付负总责等制度。

　　可见，相关法律、政策对此规定十分明确，并不存在任何游移推诿的空间。企业自行制定约束条件，以所谓“文明施工”为由禁止农民工讨薪，是对农民工权益的粗暴侵犯。何况，像信访、投诉这些手段，对于全体民众都属于合法手段，岂能粗暴禁止？若听任这样的无良合同条款大行其道，农民工不仅难以拿到工钱，甚至连表达正常诉求的通道都会被堵塞。

　　客观而言，时下个别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确实有过激之处，比如跳楼、堵路、拜神等等。但也应该看到，这些“花样”并非有意影响社会秩序，而是被逼出来的“行为艺术”。如果农民工能够像其他劳动者那样，及时、足额拿到工资，如果农民工通过正常的维权渠道可以顺利拿回被拖欠的工资，这样的过激行为本可以不发生。

　　农民工工资不是，也不应该被作为一种要约条件。一个连劳动者工资都无法保障的社会，显然是有问题的；而当“避免讨薪”居然成为合同条款，完全剥夺了民众自我救济的权利，则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