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零点咨询联合宜信普惠共同推出了一份《2015中国城市居民“肯借钱”排行榜》，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12个城市居民的借钱意愿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榜单指出，借钱额度在1万元以下时，武汉人比较豪爽，排第二；借钱额度5万元以上时，广州和武汉居民借钱意愿并列倒数第一。

　　在传统话语体系中，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富人无条件支援资助穷人，在历史文学著作中大加传唱。相反，另一部分注重看“颜值”（借债者的偿还能力）而决定是否借钱的富人，往往会被贴上“守财奴”的道德标签。

　　在以传统道德为主要秩序的社会里，“道义”二字重任在肩也难堪其负。“道义”并非总是畅通无阻，毕竟道德看不见摸不着，不见白纸黑字的有约在先，许多时候只是凭借公众舆论谴责力量的制约。但公众舆论力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获取数量的影响，随着信息量获取多寡和每个人看待问题的不同倾向，道义天平可能出现不停摇摆，导致剧情频频“反转”。当“道义”无法有效厘清边界，无论是对借钱和被借方而言，混沌的道德谴责极可能造成误伤。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借钱是切切实实的经济行为，本就有据可依，法律上也不存在什么空白和模糊地带。这也是为什么在许多债务官司中，借条或协议占有极其重要的法律地位。法律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让争议双方有一个公共公正的平台讲法理。或者讲，一个社会法治的进步，恰恰取决于公众对法治的顶礼膜拜，对法律规范的自觉践行。

　　就借钱问题而言，国人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好面子。无论是被借方还是借钱方，在从事借钱这样的经济活动时，谈得最多的不是自觉依法完善相关手续，而是谈感情讲道义。从这个榜单中也可以看出，“豪爽”依然是衡量借钱行为的道德标尺。然而，大量事实表明，当法律失位，道德也可能成为一柄任人挥舞的利器。

　　这并不是说借钱不好，也不是说借个零头毛角的小钱都得立下字据，而是说，在一个过于遵循传统道德约束的社会里，法治力量的缺失无助于道德力量的发扬光大。换言之，完善的法律手续非但不会损害乐善好施者的光辉道德形象，反倒可能为预防失信戴上必要的枷锁。具体到“肯借钱”榜单，笔者不太看重这个排名，更在意这个榜中能否闻到各地民间小额借债浓浓的法治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