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煤炭开采业为代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确实激发了经济活力，支撑了GDP的跃升和煤老板的发迹，但另一方面，高速而粗放发展的代价触目惊心。

　　煤老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2008年后，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GQ实验室报道）

　　如果不是这篇报道的钩沉，“煤老板”这个名词，或者说作为一个群体的“煤老板”，确实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属于“昨日的世界”。GQ报道呈现的是几位煤老板在“后煤老板时代”的艰难转型故事，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煤老板转型的纠葛，远不止一个群体的尴尬，更是一个时代谋求向前的缩影。

　　煤炭资源是先天的，但煤老板群体及其对应的产业生态却是时代的产物。那是个经济迅猛增长、权力监督失范的年代。煤老板的财富野心与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合谋，缔造了无数的财富与经济神话，也产生了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后遗症。众所周知，如果在今天复盘煤炭业那个纸醉金迷的“丛林时代”，其关键词或说是关键元素，除了煤老板，还有一个是当时的政商生态与官员群体。在经历剧烈的产业调整与强力反腐后，这些领域的后遗症逐步显现。只是，包括煤老板自身的转型在内，地方经济的复原以及政商生态的修复，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煤炭业欣欣向荣的年代，而煤炭开采业兴盛背后，也是各个行业产能的整体狂奔。只是，“最好的时代”有时也是“最坏的时代”，以煤炭开采业为代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确实激发了经济活力，支撑了GDP的跃升和煤老板的发迹，另一方面，高速而粗放发展的代价触目惊心。其背后对应的GDP至上的主政思维与急功近利的发展观，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高企的生产事故，成为“带血GDP”的典型注脚。回过头来看，那样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注定难以持续，它隐含的巨额社会成本，让人不得不对那个看似的“黄金年代”，有一个更理性的评价与反思。

　　经济原因之外，塑造煤老板时代或说是促成煤炭开采业狂欢的，还有失序的政商关系与营商环境。当规则与法治被关系、利益、“潜规则”替代，不仅煤老板与公权力的关系被灰色化，市场竞争也处于漠视规则的丛林地带。在行业整顿与反腐执纪的高压之后，不仅煤老板隐退了，还有一大拨儿见不得光的政商网络被戳破，一大批官员倒下，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对于其中所暴露的政商生态及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问题，仍需要在刮骨疗毒的基础上，保持足够的警惕。

　　煤老板群体的迅速发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国人的财富观。那是一个推崇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赚快钱的年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跪着赚大钱”的年代。这种近乎“原罪”式的致富方式，一方面刺激着社会的财富神经与财富观念，另一方面，煤老板等同于暴发户代名词这一社会印象，也使得财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想象中的社会尊重与光环，甚至安全感也并没有伴随着财富增加。这显然是一种畸形的财富生态，煤老板可能并非是唯一的代表。

　　作为一个群体的煤老板的式微乃至消失，难免让人感慨。但缔造煤老板的社会生态的瓦解，未尝不是好事。只是，当我们剖析煤老板在今天的艰难转型时，有必要看到，“转型”不仅是煤老板们的个人叙事，抛开经济原因，让煤老板群体崛起的社会结构，真的完全成为过去式了吗？我们距离亲清型政商关系、不唯GDP论英雄的健康财富观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