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推动下，G20机制实现从财长会议向领导人峰会的转变，逐步发展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但不容忽视的是，G20至今仍保留着危机应对的特征，主要讨论成员国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政策协调效果有所下降。

　　在发达经济体改革治理体系的意愿大大下降的背景下，如何实现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成为今年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亟须破解的难题。引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或许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2030议程首先可为G20设立新的中长期目标，帮助克服“迷失感”。金融危机时G20目标很明确，就是避免世界经济重回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正是这种共同的恐惧使得G20国家有共同的目标指引。

　　2030议程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议程，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共同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G20国家作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应发挥引领作用，带头落实2030议程，为大力促进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坚实基础。

　　其次，2030议程能给G20成为全球经济长效治理机制带来“政治合法性”。G20国家尽管GDP占全球85%，人口占2/3，但始终无法摆脱一个质疑——凭什么世界上20个主要经济体就能决定世界经济大事。

　　2030议程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发展议程，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参与了该议程的制定，因而具有很高的政治代表性。如果G20用2030议程作为自己的目标，强调大国的作用只是体现在帮助大家实现共同制定的目标上，并不谋求特权，这样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合法性就会得到更多认可。

　　最后，2030议程可为G20增强执行力提供机构支撑。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低下是近年来制约G20机制转型的一个突出难题。G20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非正式国际机制，或者说只是一个论坛，没有法律条约作为基础，G20达成的共识很难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进行落实，容易出现“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相较之下，2030议程是一个涵盖17项大目标、169项小目标的具体行动议程，每项议程都有相应的联合国机构或其他国际机构在负责落实。G20如果介入这些机构的落实工作，一是可为这些机构提供“政治推动力”，毕竟G20国家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在这些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二是以身作则，带头配合这些机构的工作，形成大国示范引领、各国竞相落实的良好局面；三是这些机构也会为落实G20会议的共识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从而有效提高G20的执行力。（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