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一番“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言论，再度激起了企业税负话题。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更基于实地调研提出了“企业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死亡税率”概念，将这场激辩推向新高潮。不过，作为税收政策主导者的管理部门却并不认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日前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 “‘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而后该局又发表税改年度总结文章，用一连串减税的数字间接回应质疑。如何看双方这场争论？

　　“获得感”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而逐渐为公众所熟知的一个概念。以此来衡量改革的实际效果，就指向了一个终极价值问题，即改革的措施有没有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或者更加受益。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说法，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的2016年，税务部门是在积极推进营改增、不断“做减法”的，最直接的数字是“2016年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但对曹德旺以及李炜光教授调研的企业家们而言，对税费负担的直观感受却依然很有“痛感”，换言之即“获得感”仍显不足。那么，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种感受上的差异从何而来？

　　最直接是定义偏差。李万甫指出，认为“死亡税率”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忽视了体制、制度等多方面因素，这种“简单推论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是一种“误导”，且我国宏观税负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确，决定一个企业生死存亡的因素很多，有时管理者一个决策失误，都可能葬送一家企业。然而，在一般情况下，收益和成本是影响企业运转的直接因素，那些赚得少赔得多的企业注定无法长久。偏差在哪里呢？恐怕要用“获得感”解释。对曹德旺们而言，成本是包括税在内的总费用，所以在他们谈到“税负”时，指向的不仅有税还有费，不仅有直接的还有间接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企业生存的真正压力，即“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只强调宏观税负一个点，好比抛开房价谈工资增长率，很难对改革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做更全面评估。

　　再有是执行偏差。正因为企业家谈的是税费，所以板子只打在税负部门上确实不公平。从国家税务总局的年度总结看，这一年在包括“营改增”等减税方面的确做了很大工作。但一项好政策没有让民众直观感受到，除了需要时间传导外，还有执行本身问题。李万甫在分析税收结构时也提到占我国税收比重2/3的流转税，认为企业并非真正负担者。可李炜光却表示，生产企业实际上有1/3流转税无法转嫁。如果一项政策无法落到实处，那么民众“获得感”肯定会打折扣。国家税务总局总结还提到，该局在2016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和要求，“主动依规减免税，执行中不打折扣，与依法组织税收收入一样，是各级税务部门和广大税务干部的基本职责”，这应该对我们有更多启示。再退一步，既然企业家谈的是税费，“三去一降一补”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降税，还应该有同样构成企业负担的“费”，比如曹德旺提到的物流成本、用能成本等等。假使税减了，又通过费“创收”回来，那么对企业经营者而言，依然会觉得缺乏“获得感”。

　　曹德旺的抱怨，是企业的税费负担之争，更是降成本的问题；然而，从“获得感”的角度，让民众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做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得手”各司其责，从而管住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所说的那只“掠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