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百度、华为等一众精英民企撑起场面，但我国GDP还是国资打底的。坊间经常认为，导致民营企业长期受到压制的原因，在于国企天然的“裁判＋运动员”优势；但王石在天山的一席话让我们了解到另一面。万科领袖称，创业之初他本可以成为大股东，但让给了国有出资人。背后原因在于，我国国情下民营企业做到“举足轻重”时比较危险。出于同样韬晦的考虑，王石“不欢迎”纯粹民资属性的宝能系以大股东身份入主万科。

　　这种敬畏国资的意思，在不少与王石同时代崛起的企业家的言语中都能看到相似表述。同样是地产界的大佬，黄怒波在不久前称“在商言商是个陷阱”，王健林也说“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穷到根本，说的都还是民间资本在中国政商体系下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者，在经历过所有制改革之后，闯关成功者往往带有“原罪感”——在技术手段远不发达的当时，划断官民界限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企业崛起基础多少说不清楚。而落魄者干脆成了吴晓波《大败局》中的一些人物，出局或入狱是归宿。这样的底色延续至今，很多民企仍无法高调。

　　另一类创业者如九二派，企业家自身带有浓厚的体制内精英色彩，熟稔国内政商关系和界限，不约而同地效仿起军队的“政委＋军事主官”体制，与国资整合而行。万科长期由央企华润作为大股东，管理层同时拥有很强的企业控制力。国资股东身份帮忙解决企业经营的各种杂音，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因此获得空间来发展国际水准的业务。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资源整合无疑在转轨过程中具有最优解特征。

　　如今，“新常态”之下，民资渐渐要抬头。这一方面是民资不断壮大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政府广义财政独木难支导致。房地产与制造业的双重不景气，带来各级政府预算的内外拮据。重要的是“开源”：如何重新型塑民资与国资的关系，成为十八大以后探索的经济政策主线之一。

　　民资抬头显然要得到金融体系的支持。从现实看，资本的所有制歧视依然明显。政府尽管有种种负面新闻，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组织，仍然持续占据信用高地。目前大银行基本只做国企生意，或者至少要有国资担保，否则贷款什么的基本免谈。这背后的合理性在于，借钱给民企一旦出事的确不好讨还，因为往往企业真的可能不剩啥了。这背后的不合理性在于，本应该遵守相同企业规律的国企受到政府过度保护，还不起钱时还有政府来安排“刚性兑付”。国资的“信用高地”显然是政府堆出来的。企业家的颈椎被这么压着，抬头非常吃力。民资要是不找个大国资当股东或者关联方，银行都不好搞定。

　　黄怒波上世纪90年代初告新闻出版总署，最终获胜，但结论是“别打官司”，因为民告官太难。现在当然情况好多了，但强弱态势没扭转。法院与政府天生的融洽关系，不会太把民资放在优先。法律对于开拓性的企业家精神保护不够。业务创生期，法不禁止皆可为；一旦出事，所有没法律依据的创新做法都成为罪证。法律事情纠缠上来，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是致命的。但国有体制下追责的锐利度远不及此。隐含行政级别的国企领导办坏事情，首先考虑的还是在体制内框架下进行处罚，移送司法机关一般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法律保护的不到位，是民资抬头非常大的障碍。

　　其他的困难当然还有很多，比如民营企业家作为整体缺乏清教徒式的坚忍精神等等，但十八大后能够作为抓手的还是政商关系。财政紧张的背景下，政府希望混合所有制改革沿着“一带一路”进行，顺着“供给侧改革”铺开。像国家电网，自己做充电桩项目是亏损的，想找民资来解决问题。此次新疆天山论坛落脚点类似。这中间很多时候大家在讨论，民资怎么信得过政府，敢于把钱拿出来做跨越政府换届周期的长时段投资？民资受欺负了怎么办？解决方向尽管能轻易指出来，但执行太困难，要动非常多人的乌纱帽和饭碗。所以王石的韬晦仍是有意义的。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常态：很难有什么重大关系是以断裂、跳跃的形式发生质变的。民资缓慢抬头，让国资大股东不再必要，才是“政商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