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号常态化这样的公共政策，是否能当得起“代表”，是否适宜被“模仿”和推广，又将给大气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三思。

　　经历了两次雾霾红色预警之后，“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消息开始在北京流传。先是网络爆出，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研究于供暖期间，全面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的可行性；随后北京媒体又同期发布通稿，称“北京9年实施6次单双号限行，治霾效果明显”。虽然在一片反对和批评声浪中，官方始终声色未动，但很多民众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吹风”和民意试探。

　　民众的激烈反弹，有助于决策者静下来掂量掂量此类政策出台的后果。供暖季以来笼罩华北的严重雾霾，让官方和民间在治霾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两次红色预警中公众对于临时性政策的高度配合，也深化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这种难得的局面，需要被高水平地促进。一旦公众认为，雾霾治理的是让他们在呼吸权和出行权之间作出“朝三”还是“暮四”的选择，就会对大气治理的决策善意、决策水平产生怀疑。这种情绪下，未来的治霾决策就可能被民意孤立。

　　一项公共政策，需要正义性和实用性的双重支持。治霾本来是在归还经济发展方式的欠账、归还权利欠账，如果把权利归还异化成一种权利索要，这在正义性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更重要的是，北京单独治霾实际是个伪命题，即使北京机动车全部停驶，也不能改变它地处重工业省地域之内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后果，这个现状甚至不需要什么数据分析，是老百姓肉眼可见的事情。大气治理得在京津冀一体化中下一盘大棋。

　　单双号限行是民众对应急状态的一种忍受，用它换来的蓝天，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只能一声苦笑。而把社会应急状态常态化，在任何正常运转的社会中都很难一见，几乎是社会治理的“忌讳”。要知道，北京等一线城市集中代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及与这种经济水平相对应的公共决策水平，它们治堵、治污、调控房地产、分配教育资源等等决策，已经陆续被后发地区学习和模仿，继而产生全国性的辐射。单双号常态化这样的公共政策，是否能当得起“代表”，是否适宜被“模仿”和推广，又将给大气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三思。

　　回头看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学者们就开始提出中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命题就已经正式提出。这么长时间，一代人都成长起来了；这么多理论铺垫和实践积累，任何系统性的布局都应该已经成熟了。到了雾霾锁城的今天，如果说，公众还能对现有污染状况的复杂成因怀着理解，却不愿意忍受简单、粗暴和低水平的治理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