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跨区划法院是为了打破案件诉讼的地方保护，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公正、依法审理“民告官”案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的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受理的上海市政府成为被告的案件有242件。不过，上海市政府败诉率为零。（1月18日《京华时报》）

　　尽管近年来的“民告官”以败诉居多，但也不乏政府败诉的案例。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市政府一年242次成为被告并无一败诉，还是值得庆幸的。之所以说是值得庆幸，而不是可喜可贺，那是因为没有败诉，并不意味着就完全做到了依法行政，就完全合法，就如被告上法院，并不意味着就是违法。就政府被诉来说，往往只有违法，才可能败诉并受到惩罚；而非法行政则不一定，既可能是不受法律保护，也可能是被宣告无效或者撤销。

　　从另一个角度，尽管法治社会，将纠纷付诸司法程序解决不过是极为寻常的社会活动，说不上丢脸或者可耻。但是，当被告也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何况是政府部门，更何况告市政府案年增18倍？尽管法治意识苏醒，“民告官”增多属于可理解的范畴，但从社会整体而言，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了，主动选择走上“民告官”之路的，毕竟还只会是少数。而且，“民告官”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就是政府的依法行政做得有多好。

　　司法毕竟只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败诉率为零”，既不意味着“民告官”之“民”的陈情都毫无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也不意味着社会正义就真正得到了彰显，更不意味着输掉官司的“民”就是在滥诉或者无理取闹。一个地方政府，一年被告242次，这在全世界，也都是极为罕见的事情。“败诉率为零”的背后，至少意味着政府相当多的工作是不到位的，或者工作方式方法是难以让群众接受的。对此，政府没有理由不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的第一个层面，需要在法律上展开。依法行政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日常说的“依法行政”，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要求政府的行政管理由“政策行政”、“指示行政”向法制行政转变，要发挥法在国家行政中的核心作用；第二个层次则是境界更高的“法治行政”，直接剑指享有庞大立法权的我国行政机关，要将行政立法纳入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因此，“败诉率为零”可能只是说明政府基本做到了“依法行政”，但并不意味着就做到了、做好了“法治行政”。

　　反思的第二个层面，则需要从政府的角色来展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政府的工作方式方法绝不仅仅是机械地“依法行政”即可，更不是“败诉率为零”就好，而是要真正体现鱼水相依的情感。政府要让群众“只见公仆不见官”，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与群众有商有量，要通过畅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化解种种误解误会。一个地方政府，一年被告242次，至少是不能成为证明政府与群众鱼水相依的证据的。

　　因此，面对一年被告242次，政府看见的不应该是“败诉率为零”，而应该是探究为何屡次成为被告。如果政府将应诉242次的精力和成本，都真正用在“群众路线”上，不仅不会有这么多的被诉，而且产生的正能量更不可估量。群众败诉了，但问题未必就解决了，群众也未必就从内心接受了。如果政府不能尽快从“依法行政”进化到“法治行政”，不能真正在“群众路线”上下功夫，未来成为被告的次数或许还会创纪录，“败诉率为零”也未必还能保持。（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