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 漫画

　　1月5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1月6日《新京报》)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言,超配干部现象之所以成为顽疾,根子就在于“官本位”观念。因此,破解超配干部问题,首先应该建立能上能下、能奖能罚的良性官场生态,建立官员退出机制。与此同时,还必须“依法治编”,强化法规的实际执行效果。

　　以前谈及“官员超编”,更多见到的是诸如“一个局有19名副局长”“某市配11名副市长”这样的零星报道。从媒体报道可知,2013年起开始的四轮中央巡视发现,31个省区市中,19个省区市存在超配干部问题,仅辽宁一地的超配干部数量就达26272人。

　　试想,全国超职数配备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达4万余名,具体到全国所有超配干部,更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数字。在已“消化”15800多名的前提下,拟继续消化约60%的超职数配备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彰显出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决心与魄力。

　　不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下公务员退出机制尚不完善。一个广被引用的数据是,公务员辞退率仅仅约为0.05%,这样的辞退率,“远低于其他行业”。

　　具体到官员群体,“请神容易送神难”更是一大顽疾。比如从媒体报道中可知,2007年当年以及2009年,中组部、中编办等部门都曾开展过超配干部专项清理行动。但专项行动过后,各地的超配干部迅速反弹,还陷入了“越减越肥”的怪圈。此轮消化超职数配备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采用诸如“瘦身”超配的副秘书长、“末位免职法”,以及要求官员“自愿免职”,具体成效几何,仍待观望。

　　在我看来,中央应该以此轮“消化”全国超配的4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为契机,尽早建立起具体完善、操作性强的公务员退出机制。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不管是从具体执行还是从最终结果看,除湖南湘潭采用的“末位免职法”(即对绩效考核排名末位的干部予以诫勉,连续两年末位的予以免职,腾出的职数用于消化超配干部),更为符合公众“刚性清理”的预期、更值得公众乐观期待外,不管是“瘦身”副秘书长,还是要求官员“自愿免职”,都有涵盖范围过于狭窄、现实推动力不足的问题。如若缺乏具体、明晰的数字与时间等层面的要求,具体成效如何,难以预料。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此轮“消化”全国超配的4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显然并不是需要“消化”的全部。在此番“风头”过后,是否还会出现“越减越肥”的报复性反弹,也未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以近期严格执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远期出台《编制法》为要求,建立起严苛而细致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方式,尽早还原公务员为一种普通职业,事不宜迟。

　　小而言之,各级各地超配干部的“消化”,也就意味着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相应减少,更多的公共财政可以“好钢用在刀刃上”；大而言之,建立官员退出机制之后,在倒逼效应之下公务员群体必将更加注重现代行政能力与素质的提升,“官本位”观念自然式微,打造实质意义上的“阳光政府”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