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公立医院或不纳入编制管理。这个说法源自2016年1月15日在京举办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最新动态及热点问题高峰论坛”上相关部委官员的表态。尽管不是官方的最终决议，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对“取消事业单位编制”的热切关注。

　　事业编制，所由何来？稍有溯源便可知，编制一开始是政府为了对相关人员支出费用更好管理而设。长期以来，编制是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核定收支和财政给予补助的依据。这是一个并不难理解的制度设置初衷，为何会面临今日的制度尴尬呢？

　　其实，从管理科学来讲，编制管理本身是没有原罪的，即便是置于现代改革的语境中，编制依然有其合理存在的必要。毕竟来说，在纷繁复杂的事业单位中，无论如何分类改革，都必然面临着在既定的财政支出中，如何通过编制设置，实现有效率的人力资源配置。

　　以编制为关键词的尴尬，最主要的还是围绕在编制内外的待遇差别上——同工不同酬。换句话说，长期以来，编内人员工作的稳定性和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跟编外人员有着不小的差别。如此一来，编制已然不是人员管理的工具，倒是成了身份的象征。而这与如上所言的编制管理显然有着明显的差异。

　　此中的不公平与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利害关系，也是清晰可见的。首先，事业单位大多是关乎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共机构，对事业单位的财政投入，本身就是基本保障性投入，如果在人员支出上，都不能做到相对公平的投入，又如何保障其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呢？再者，同工不同酬下，对人员福利待遇的不公正切割，不仅助长了编内人员消极怠工的恶习，还会中伤编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有一个必须提及的背景是，早在2011年，国家顶层设计便开始着力推进对事业单位的改革。根据目标设定，2015年要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到2020年，要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目前来看，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绝大多数已经完成。那么，如今对事业单位编制动刀——取消编制，就能建立起原先设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目标吗？

　　根据媒体的报道，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的说法并非第一次出现，而北京是第一个吃螃蟹者。根据北京此前发布的改革内容，对编制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对高校和公立医院，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那么，由此带来的疑问是，随着编制的逐渐收回，意味着编制越来越少，是否会出现编制越来越值钱的怪象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真正剥离附着于编制的附加值，编制的减少反而会更突显编制的身份价值，如此积弊沉疴之下，只怕会离“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改革目标渐行渐远。

　　从另一方面讲，也只有从根本上剥离了编制附加值，才能让取消编制的事业单位回归到事业本质中来——没有了身份象征，所有员工都能平等地施展才华，没有了身份累赘，事业单位也能释放出积极的内生活力，实现事业单位在改革中的华丽蜕变。

　　如果改革成行，剥离编制附加值，将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而触及利益的改革往往充斥着挑战。能否以壮士断腕的改革魄力和勇气，直面事业单位编制改革的本核，这恐怕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