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济南市经五小纬六的秦老太如今已是75岁高龄，本该安享晚年的她最近却被一纸证明搞得身心俱疲。“我老伴去世了，我想让儿子继承房产，但公证处需要提供我公婆的死亡证明。他们上世纪逃荒到马来西亚，60年代已在国外去世，如今我们去哪里开这份证明呢？”（11月30日新华网）

　　无可否认，要证明生于晚清，且从未见过面的公婆已经死亡，对秦老太及其家人来说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情。但要知道，老人是否死亡，不仅关系亲情，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根据《继承法》第十条规定，财产继承的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对于秦老太的儿子来说，他的母亲、姐姐和爷爷奶奶都同意放弃继承，他才能办理过户。如果继承人中有人去世，就需要出具其死亡证明。可见，公证处要求出具死亡证明，并非有意刁难，而是严格按法律办事。

　　“奇葩证明”层面不穷，大大增加了办事成本，让民众疲于奔波。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误区：“奇葩证明”究竟奇葩在哪里？很多时候，奇葩的不是证明本身，而是办证明的过程。事实上，在一个法治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关于公民身份和财产的各种证明会越来越多，只不过有些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这当然会带来不便，但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对此，网友和舆论不应盲目地去质疑证明的合理性和存在意义，而应更多地反思如何简化法律和行政程序，尽可能地降低办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