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网友@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讲述了他乘坐南航CZ6101突发急症的生死历程。该网友称，飞机落地舱门50分钟后才打开，急救医生和空乘为谁抬病人下飞机吵架，“幸好我还活着，才能告诉你们我遭遇了什么”。

　　这位以媒体人身份出现的网友，以亲身经历披露了航空系统以及地勤、医院一系列的急救漏洞，他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有此遭遇的最后一个人，是我”。只是关于这位媒体人所述的“幸好”背后，究竟有多少不幸的概率发生。试想一下，倘若当事人不是一位媒体人，这种申诉究竟有多大可能被关注，面对强势的对方，话语权究竟有多大呢？所以，他的“幸好”，让为之刷屏的很多人想到了自己不幸的可能。

　　随即，南航就此事进行了回应，向当事人表达歉意的同时，解释了事件的一些疑点：一是为何落地后要50分钟才开舱门？原来是“飞机在滑行道上刹车系统出现故障，无法继续滑行，只能等机场拖车来处置”；二是当事人控诉的急救医生和空乘为谁抬病人下飞机吵架的问题。昨晚，中国民用航空网发布消息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急救中心就南航乘客急救服务事宜致歉，并登门看望。

　　从事后处理可以看出，有此遭遇的最后一人，极有可能不会是当事人。其实急救医生和空乘为谁抬病人下飞机吵架这一核心问题，聚焦了当前应急系统的整体原因。之所以双方都不愿意抬病人下飞机，是因为双方都不想为此事负责，他们眼中的病人是一个麻烦体。他们相互推卸责任，害怕潜在的风险归责到自己身上（这里其实害怕的因素更多是怕归责到自己所在的公司主体），也因此，利益的考量绑架了他们面对生命所应当持有的关怀，与推责一起发生的便是人性冷漠。

　　在这种多头管理相互对接的端口位置，涉事的管理主体只想着截取有利于自己的部分，所谓的服务，充其量不过是服务于绝对属于自己的那个阶段，哪怕只要有一点理由就能够推卸出去的责任，绝对不会揽到自己这里。而这背后，服务对象不过是他们的获利渠道，除此之外便只剩下潜在麻烦制造者这一身份，尤其是当这个他们眼中麻烦制造者的潜在麻烦有可能发生时，曾经宣之于口的高效应对系统便发生了紊乱。

　　好在，南航称会“认真总结反思”；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也在致歉通报中提及：首都国际机场急救中心正认真调查地面医疗急救服务中的问题，剖析原因，总结教训。并且，作出了“将主动加强与航空承运方的沟通衔接，完善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进一步强化生命至上的理念”的承诺。

　　道歉之外，欣喜见到这样的反思语句。要如当事人所愿，生死瞬间被推诿的遭遇就此终结，这一切确实不应当止于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