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死在工程施工工地，亡者的家属近一个月却讨不到一个说法。死于工地的农民工死因也不断变化，有的说是被电死的，也有的说是病亡的。但无论是意外或是发病，死在工地且是在工作时间死亡，应当是工伤。然而这个农民工的工亡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却成了“谜”。死者亲属称有人证明死者给包工头打工，在工地干活儿。包工头方称，死者不是其雇用的工人，是私自来到施工工地。而工程发包方称，所负责施工的工程开工日期在死者死亡之后，死者与工程承建方没有任何关系。（见5月9日本报）

　　当然，农民工在工地突然死亡，最终要有个“说法”。问题就在于本来并不算复杂的事情，却在是不是工亡，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亡者的经济补偿、赔偿问题上，变得复杂化了。复杂就复杂在死亡的农民工和谁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他不会和谁签订过劳动合同，只有看同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就需要证明谁在说谎。可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谁去证明谎言？死亡农民工如何去认定工伤，都成了费解的方程式，很可能有关方面按民事意外死亡赔偿去“大事化小”。

　　这个事件又一次表明，市场开放了，如果法制跟不上，就会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陷阱。平心而论，改革开放后，人们意识到法制的重要性，只有法制才能约束市场的有序发展。因此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各种法律也不断诞生，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和健全。但在劳动力市场，法治却显得有些苍白。

　　人所共知，农民工劳动大军的出现，让用工形式也出现千变万化。而且人们又认可了那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用工形式。就如劳动法律规定了发放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期限为一个月，也允许年薪制。但偏偏在建筑领域，包工队给雇用的农民工发工资，都是工程完工后才结算。建筑农民工不是月薪制也不是年薪制，劳动报酬与工程款混在一起，使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至今仍难以杜绝。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大都围绕着劳动关系的确立而产生。劳动法律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可现实中，人们又默认了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补救的方式就是承认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可“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必然融入人为的因素。曾有位工会法律工作者讲，工伤农民工的赔偿案件是最难办的，因为一是工伤农民工从不先去工伤认定，原因是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和谁有劳动关系；二是不愿意打官司，只是找人讨要“说法”，因为打官司要证据，仍是农民工缺少与谁有劳动关系的证据，只知道跟着包工头干活，而包工头又承担不起工伤赔偿；三是通过调解来解决工伤赔偿纠纷，一般是工伤农民工作出很大让步才能达成调解协议。这位工会法律工作者说，这两年好多了，工程发包方按政策不允许将某一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队，没资质的包工队承揽工程，要通过劳务公司，对农民工劳动关系确认容易一些了。

　　开放的市场，市场经济主体可以法无禁止皆可为。市场经济的利益往来，让中国传统的口头协议变得不那么可靠了，白纸黑字的契约比“空口无凭”牢靠。因此，在劳动市场上，要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还真得加大执法力度，以法治治理经济主体的可为和不可为，不能因为习惯和“方便”，默认不合法的用工行为或不合规矩的工程发包行为。越是市场开放，越是需要法治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避免弱势劳动者受到伤害，因为那种人为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治，流泪的通常是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