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因为财富拥有的不同，不同的成员之间呈现出区别：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现实世界中，因为贫富差别的大小，一般会引发或者埋藏下矛盾冲突，故而富裕的“绅士”出于和谐村社生活的理想，在兴办资助公共事务，救助受灾受难村民的同时，比如办学堂、施粥，还会出手援助那些深陷贫困的家庭。不说积德行善，这么做至少降低了抢匪、窃贼之患。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地球村的说法。就像小山村一样，在地球这个大村子里，不同的族群之间，比如不同地域的种群和国家之间似乎也是如此。因之众多发达的国家也惦记着同样的事，像G8、G20这样的“火车头”峰会在探讨如何更快地前进之时，也在琢磨怎么样促进南北、南南的合作，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撇开高、大、上的问题，除了市场的扩大、环球消费能力在更广泛的区域和更多的人群中得到提升，助益发达国家外，当然还有不同区域、国家协同生产带来的多边共赢。再加上文明的信念：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地球村整体的事。

　　携手落后族群（国家）并进，才能共享发达的文明应该已是共识。晚近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是不是尽心竭力，发达国家为了使拖后腿的队伍赶上来做了不少努力，就算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品销售的目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各色各样提振经济实力的援助持续不断。

　　按照过去的常识，精英们相信，多建设一座炼油厂，多开发几座矿山，多几分财富就能使那些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提早步入文明的坦途，走进西方所谓的现代殿堂。问题是，在历经数十年的援助实践之后，经济名义下的资金、物质援助没有带来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和贫困地区的贫富鸿沟反而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在孤守物化财富的另一面，强势集团相信自身的生活准则、世界观才是正确的——制度也好、民主理念也好，于是简单、粗暴地将那些曾经延续发展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源流割裂，结果当然令人失望。

　　不说西方将那些在他们的文化土壤中繁衍下来的价值观念、思想带进“东方主义”世界，比如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导致了文明本身的包容遗失，在这些行为的背后，如果还掩藏着经济利益，故意舍弃文化异质性的融合就难以避免，矛盾冲突昭然若揭。

　　再看甘地和曼德拉的理想，因为集合中的文化发展没有跟上时代，他们伟岸身躯映射出的包容，有限时间内并未在那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贫穷、窘困的生活，是各种矛盾的主要附着体，这可能没错，狭义地说，饮食无忧方能知书达理，可能就是这样的理念，导致精英们面临经济发展涌入的现代观念与传统发生冲突的时候急功近利地试图证明，或者是灌输着这样的理念：生活的富足可以平复这些矛盾。而在事实上，如此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撇开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兜售各自政治、宗教价值观的粗劣目的，当我们希望“拖后腿”的队伍跟上的时候，仅靠经济上的物化援助显然成效甚微。人们在总结日本战后迅猛发展的时候，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多数人都将视野聚焦于战后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恢复：从战后到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整体上高素质地培养了至少两代人。回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效，数以亿计的人才走出高校无疑居功至伟。

　　此外，文化或者文明的进步之旅是渐进的，因之可以融贯传统与现代，融合异质化文明间的分野，照此而言，《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所言——巨大的人类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源是文化上的——也就不会成为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把那些“经济援助”名下的巨额资金用于文化援助呢？比如系统的学校、文明的教育。

　　当人们将喜马拉雅山麓那个贫瘠的国家推举为“最幸福”土地之时，那些所谓的“财富”富足才能幸福的理论事实上已经倒塌了，须知，那个最幸福的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便不识字，也安静地接受着良好传统的教化。

　　如果贫穷真如思想家、政治家们认为的那样，是无数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需要重新给贫穷下定义，就文明而言，精神财富上的贫穷而不是金钱上贫穷，才是现实意义上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