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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军改革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访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有关专家

■本报记者　黄昆仑 //m.auribault.com 2014-08-18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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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总政专门印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宣传教育提纲》，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投身改革”。认真回顾我军改革的历史，能够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握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和内在规律性，以更坚定的态度、更科学的思路、更有力的举措，拥护、支持、投身国防和军队改革大业。围绕这一话题，记者对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有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建国后我军改革的历史回顾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经过了数次调整改革。历次改革都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呢？

　　教研部研究员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及时适应战争形态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围绕军队规模精简整编、领导指挥体制和组织结构的调整等，持续不断地推进军队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在军队规模精简整编方面，经历了“精简－扩编－再精简”的复杂过程。建国时我军总规模550万，经过多次精简整编，到1958年底减至240余万人。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周边安全形势趋于紧张，全军规模又增长至610万以上。从1975年到1987年初，军队规模精简至300万人左右。1997年，为了适应高技术战争发展要求，我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1999年底军队规模精简至250万人。最近一次精简是从2003年到2005年，为了适应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我军员额降至230万人，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领导指挥体制调整方面，经历了“建立、完善、整合”的优化过程。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方勤务部；1950年增设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总部机关发展为四总部。195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家主席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并相继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形成了与当时苏军相似的“八总部”领导指挥体制。1958年，在全军总规模降至240余万人时，鉴于“八总部”体制存在的机构庞大、部门重叠、分工过细、统筹困难等问题，对总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恢复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1998年4月，为了促进武器装备发展和加快军队现代化步伐，我军成立总装备部，形成了目前四总部领导指挥体制格局。

　　在战略方向和战区划分方面，经历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整合过程。1950年初，我军设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6个大军区。根据主要作战对象、作战方向、地形条件等因素的变化，1955年底调整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1956年4月又增设了福州军区，成为13个大军区。1968年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1985年，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并入广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并入兰州军区、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形成了目前的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7大军区的战略布局。

　　在军兵种力量结构建设方面，经历了由单一军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过程。建国之后，我军加快了军兵种建设的步伐，1949年11月成立空军领导机关，1950年1月成立海军领导机关，此后又相继成立了炮兵、工兵、通信兵等领导机关，1966年6月成立第二炮兵领导机关。与此同时，大力加强军兵种作战部队建设，组建各类军兵种院校，使我军迅速成为一支具有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强大军队。

　　建国后我军改革的主要经验

　　记者：建国后我军进行调整改革积累了不少经验，有哪些经验可供今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借鉴呢？

　　教研部副主任刘志辉：正因为我军不断进行调整改革，才使军队建设不断适应军队使命任务变化和国家安全利益拓展的要求。我觉得主要经验有三点。

　　第一，科学判断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变化，是推进军队改革的基本前提。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抓住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有利时机，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使我军完成了从以单一陆军为主体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根据邓小平同志“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略判断，我军又连续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基本解决了机构臃肿、编制混乱、比例失调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们积极“争取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果断进行调整改革，再次裁军50万，使部队更加精干高效。对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及时果断进行军队调整改革，是我军改革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二，科学把握战争形态变化和战斗力生成规律，是推进军队改革的核心要害。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相继组建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加强陆军高技术兵种建设，增强军队现代化条件下作战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启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持科技强军，推进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军队建设主线的思想，我军围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进行组织体制调整改革，使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

　　第三，科学论证和坚决落实各项改革任务举措，是推进军队改革的根本保证。60多年来，我军历次改革，都能坚决、有效推进，首先是源于党中央、中央军委高瞻远瞩，科学决策，有坚强决心和政治勇气。其次是源于有积极稳妥的推进措施。在历次调整改革中，改革方案都经过充分酝酿、深入调查与反复试点实验，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在具体措施上也非常细致。比如，在解决复转军人的安置问题上，一方面注重加强官兵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对复转军人进行各种培训，增强其适应地方工作能力，并积极与地方协调，尽可能解决复转军人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保证了调整改革的顺利进行。

　　记者：改革既要学习借鉴外军先进经验，又要立足国情军情。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是如何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的呢？

　　教研部主任汤奋：我军历次改革中都注重借鉴外军经验。20世纪50年代，我军在领导指挥体制、军衔制度等方面，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军队的有益经验。但是，当“八总部”体制等在实践中不适应我军军情时，我们果断根据军队实际进行了调整。在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改革中，也注重学习和借鉴了美、英等国军队军事转型经验，坚持信息主导，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等。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我们都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不动摇。正是我们坚持一切从我国国情军情出发推进改革，才确保了我军改革的正确方向，走出了一条独具我军特色和优势的改革之路。

　　记者：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一次就精简员额100万甚至200万，这么大的改革力度，必然涉及利益调整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利益问题呢？

　　教研部研究员于巧华：在我军历次调整改革中，有千千万万的官兵，为了全局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无怨无悔。我曾经看到，在大风大雨中，军长宣布部队解散的命令，全体官兵冒雨伫立在操场，从军长到士兵，共同高唱军歌，向心爱的战旗告别。为了军队的强大，为了全局的利益，官兵们义无反顾，含泪离开自己热爱的军营。正是广大官兵的牺牲奉献，我军的重大改革举措才得到圆满施行。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军是从“小米加步枪”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的，我军所进行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只能在摸索中前行、在探索中发展，难免出现一些挫折、走一些弯路。比如，个别改革方案由于环境条件变化没有执行到位；有的改革措施落实后又出现了反弹；一些改革在方式方法上还不够科学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改革探索中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我们既不能因为一些局部的问题而影响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也不能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不加以警醒。今天的改革，既要认真借鉴我军历次改革的有益经验，也要吸取其中的一些教训，使改革能够更加科学、更加稳妥地进行。

　　我军历次改革的重要启示

　　记者：经过建国以来的多次改革，我军已经建设成为一支诸军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我们应该从这些改革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教研部主任汤奋：启示主要有四点。一是改革必须与军事战略方针转变相适应。我军历次大的改革，都是在国家安全环境变化和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之后做出的，军事战略方针决定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1993年和2004年我军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明确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为此，军队规模和部队编制结构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党的十八大后，军事战略方针又面临一次新的重大调整，军队必须根据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在规模结构、组织体系和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二是改革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无论是精简军队规模，还是优化军队结构，都是为了更好地加强战斗力建设。“文革”结束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精简员额100万的决策，是为了给军队“消肿”。组建集团军、军旅营体制改革、成立总装备部、减少非作战部队等改革措施，都是适应战斗力建设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发展战斗力。今天的改革，更要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用战斗力标准衡量和检验改革成效。

　　三是改革必须攻坚克难、大胆创新、勇往直前。军队改革不仅需要解决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和问题，而且需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和难题。党中央、中央军委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明确了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冲破各种利益的藩篱，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尽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四是改革必须进行科学的总体设计。军队改革涉及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谋划和总体设计。从历次改革来看，如果改革方案论证不科学，考虑不周到，就可能发生失误，导致改革的反复，给军队建设造成损失。今天我军的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相比，涉及面更广、复杂性更强、难度更大，更需要加强总体设计，处理好改革与建设、各项改革之间以及军队改革与国家改革之间的关系，制定好改革的“路线图”，确保军队改革协调有序、集约高效的推进。

　　记者：改革的总体设计很重要，贯彻落实更重要。如何才能提高改革的执行力，真正实现改革方案预期的结果？

　　教研部副主任刘志辉：当前，全军上下都在关注改革、期待改革、支持改革。军委有关部门也正在牵头全面筹划和科学设计军队改革。对部队而言，就是要搞好思想教育和宣传动员，引导全军官兵坚决把军委确定的改革方案贯彻好、落实好。

　　一是强化改革方案的权威。军队改革方案一旦公布，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命令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要建立改革方案执行监督和评估机制，对改革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确保改革方案得到圆满落实。

　　二是制定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军委总部制定的改革方案，是对改革的总体设计，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还需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配套措施。特别是在领导指挥机构调整之后，应尽快研究制定新的工作程序和制度，建立健全新的运行机制，提高领导指挥效能。此外，还应根据改革需要，科学制定机构整合重组、人员进退去留、物资优化配置等保障措施，确保改革稳定有序进行。

　　三是发扬牺牲奉献精神。军队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每个人都要有大局观念，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我军历次改革中，数百万人为了军队建设的大局，脱下了他们心爱的军装，离开了他们魂牵梦绕的部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今天要对得起前辈们的付出，必须冲破各种利益的羁绊，发扬牺牲奉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贡献。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