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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哲学智慧升华的历史长卷

——读张立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

牟钟鉴 //m.auribault.com 2014-10-21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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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是一位治学勤苦、著作等身的学者，更是一位勇于开拓、独创体系的学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就提出“和合学”的理论构想，并于1996年出版了《和合学概论》一书，紧随冯友兰先生用张载“仇必和而解”解释辩证法之后，高高举起了贵和哲学的大旗，以哲学家的敏锐嗅觉，体察到时代由弱肉强食的争斗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构造出和合学思想体系，作为化解现实冲突与危机之道，成为21世纪一种重要的文化战略思考。此论当时受到不少责难，如今“和合”已成为社会上下经常引说的理念，社会认同度很高，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证明了张立文教授的远见卓识。

　　如今，张教授不顾年高体弱，以至诚不息的精神又推出一部新的巨著《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已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共一百九十万字，这需要花费多大精力和心血，真使我震撼和感佩。如果说《和合学》是一部“论”的著作，那么《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则是一部“史”的著作；以论驭史，以史立论，论史交辉，相得益彰。我身体欠佳，未能细读全书，但了解其梗概和旨要。初读之下，只能谈点粗浅体会。

　　第一，这部书实现了中国哲学史的一次叙述样式的创新性转型，其主要特色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作者独特的理解，“自己讲”“讲自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国以来，人们习惯于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写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最为典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们又改用苏联日丹诺夫模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写出来的哲学史非中非西、不伦不类，不过是剪裁中国哲学资料去证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正确性，当然也就消解了中国哲学的特色。我不反对而且主张吸收外国哲学的思想、方法和话语，但目的是更好地表达中国哲学特有的智慧和进路。在这方面，冯友兰先生的“三史”已经开出了中西融合之路，尔后在最近三十多年间又有一些中国哲学学者跳出了陈旧的窠臼，不再依傍他人，努力探索综合创新的道路，表现出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张立文教授的《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又是一次重大的尝试，为中国特色中华哲学史的创建，做出了榜样。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既不照着讲，也不接着讲，如其所言：“不能照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也不能接着宋明理学哲学讲，而只能按照中国哲学自己的特性、品格、神韵、方式、实际，自己讲自己的中国哲学”。这样，它不仅超越了以往囿于西方样式的“中国哲学史”，也超越了服膺宋明哲学的港台新儒家哲学史著作。张教授学养丰厚并善于开拓创新，他有条件有能力做好这件大事。这部书不是人物史、专题史、范畴史、认识史，而是以时代哲学思潮的演进和变迁为主线，再现中华智慧不断拓展上升之路。作者总结出中国哲学创新三规则：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向，二是诠释文本的转换，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依据此三规则，他把中国哲学思潮史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先秦道德之意思潮，两汉天人相应思溯，魏晋有无之辨思潮，隋唐性情之原思潮，宋元明清理气心性思潮，当代和合之辨思潮。我以为用三规则划分哲学思潮阶段，又用时代哲学思潮表述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要比以人物或学派为中心更能体现时代的整体特征，可以纲举目张，带动人物、学派研究，看出时代精神的根本性特征及其变化。当然，如何把握每一时期的核心话题，则是见仁见智，可以讨论的。

　　第二，这部哲学思潮史实际上是在为作者和合学理论做历史的论证，为和合学奠定厚实的史学根基。正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与中国哲学“三史”的关系那样，由史证论，以论统史，史论互释，作者也是有论有史，而其中心旨意是从中提炼中华民族哲学智慧的最高形态：和合思想，让它为应对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服务。因此这部书不是描述性的作品，更不是文献的堆积，它有明确的意向和主脉。作者说：“通过解构‘古今之变’，疏明人文价值时间，转生传统，将往古、现今、未来和合成一条不断度越的思议升华之路；通过解构‘中西之争’，疏明生存空间的和合特征，使‘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得以流行；通过解构‘象理之辨’，澄明人文和合结构，使和合生生道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以便实现中国哲学转生的和合学。很明显，作者认为和合理论是中国哲学思潮内在发展的必然指向，是中国哲学最富有生命活力的精华之所在，因而也是中国哲学在当代的最高形态。从作品出版时间上说，张教授的《和合学概论》在先，《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在后；从研究的进路而言，他是长年从事于哲学史的积累和思考，经过不断反思，才建构了和合学体系的；然后又用和合学的理论去观照哲学史的过程，重释哲学思潮的历史，史中有论，论以明史，两者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史的经验证明，优秀的史学家必然是深刻的思想家，如司马迁；而杰出的思想家也应当是有功底的史学家，如冯友兰，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这部史书如同和合学一样，充满了作者的当代人文关切，是忧世伤时之作、是学以致用之作。正如作者所表述的那样：他“从中体贴出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和合’范畴，作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与由此冲突而造成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信仰、价值的五大危机，并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作为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之道，建构了和合哲学理论思维的新形态。”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地球村时代，再加上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剧，人类真正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一切分歧和冲突都必须让位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所有民族、国家、集团的利益都无一例外地包含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中，如果再坚持斗争哲学并实行对抗，只能导致同归于尽。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的冷战已经使所有的国家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才有联合国、世界贸易总协定、文明对话、和平学等新事物的出现。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对抗哲学、实力政策和冷战思维仍以巨大的惯性在延续，战争与流血冲突时有发生，集团对抗未能有效缓解，极端主义与暴恐活动有蔓延的趋势，人类仍处在走向更高文明和滑向无底灾难的十字路口。当今时代的核心话题应当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在哲学思想层面上就是和谐或和合与斗争或对抗的问题。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围绕此时代核心话题建构不同于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以此观之，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无疑是处在当代哲学发展前沿的学说，代表着时代精神方向，值得海内外人士共同关注。“和”就是多样性族群及其文化之间的融洽共存，“合”就是多样性族群及其文化之间的合作互鉴，这正是中华文明能贡献于地球村时代的最有价值的哲学智慧。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