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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梁济之死与无用之用

杨念群 //m.auribault.com 2014-05-14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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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1858年—1918年）

　　■ 杨念群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之死，引发各方议论。

　　——编者

　　民国代清而立，按古时说法叫“鼎革”，可到了民国代清的年份，不叫“鼎革”改称“革命”，明末前仆后继嗜死如怡的悲烈场面却并未重演，满朝文武个个缩头惜命，没有一个为大清殉情而死，这让一个晚清小吏很焦虑，于是他准备了七年，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满纸说的都是自己想死的理由。这名官吏即梁济，他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哲人梁漱溟，梁济系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梁济写的标签文字明确说自己的行为是“殉清”，却又加注说“殉清”只是个说法，实际上是殉“中国”，殉“文化”。这积攒了几年的“绝命书”叠加起来真是义正辞严，让人觉得陈情殉死的确经过深思熟虑，理由似乎相当的充分，却也飘飘渺渺地把死的涵义给神秘化了。于是当死亡展示在积水潭终于完成后，自然惹得大波迭起，舆论哗然，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青年》这类好打笔仗的愤青刊物加盟，也少不了陈独秀、徐志摩、林毓生这类文坛精英隔空混战。

　　“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议论梁济之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扣个效忠末朝孤儿寡母的帽子，贬笑他白白搭上一条老命。按徐志摩嬉皮笑脸的嘲讽，故宫都成博物院了，“坤寿宫里有溥仪太太的相片，长得真不错，还有她的亲笔英文，你都看过没有？”意思是美女皇后都快成了古董，您老到二十世纪还来展演明末殉节的死亡行为艺术，岂不是傻到家了。

　　陈独秀倒是性情中人，说梁济虽然有守旧的嫌疑，但遗书中针砭民国时政却是犀利到位，有真诚纯洁的精神，誓死不渝的品性，不像满嘴道德朝秦暮楚的“圆通派”。

　　其实如不限于刻板的革命家印象，独秀的真性情一点不显突兀，徐志摩的话可以为他做点注解。徐说梁济自杀的真实原因是觉得民国建立缺乏信义，使得人不能成为人，国不能成为国，在这个缺乏信义的时代，还不如死了拉倒，此话倒也不虚，例如有人就说溥仪被赶出皇宫，违背了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例，没有契约立国的理想。

　　当然，徐诗人向时人喊话的腔调拔得有点偏高，嚷嚷起来尽显慷慨之态，如说，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他举了文天祥和黄梨洲做例子，都是宋明“鼎革”期的旧人物。拿他们和遗老新少比，是争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因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如果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的失败，这希望太过奢侈。结论当然是“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私下以为，他比梁济儿子梁漱溟都要了解他老爹。梁漱溟的辩护仍说他老爹人格伟大，但知识落伍。也有性情温厚者如林毓生，老老实实地说梁济的儒家思想过时了，因为儒家是皮，没有制度的毛可供攀附，忙活到底也是个没用，这话说得虽然实在，却满嘴唠叨的还是实用的哲学观，和儒家早已变成“游魂”的说法疑似。

　　把“大而无用”树挪放在广漠的田野，既可在旁逍遥栖息，还可免遭匠人砍伐，拖去打成衣柜家具，这时“无用”才有了“有用”的机会

　　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顶徐诗人，因为在所有的评论中，他的观点看上去最中看不中用。其实道理很简单，除诗人外，所有评价梁济之死的议论都是在算计他的死到底“实用不实用”，都在这个思维光谱里打转，只不过左右移动的幅度稍有差别罢了。他们认为，“知识”和“精神”是同一种东西，可以拿来在科学仪器的标准刻度下反复检视裁量，仔细想想和医生解剖尸体没什么两样。没有人会想到梁济之死的真正意义是要实现一种“无用之用”。

　　记得每回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都要面对如此弱智的提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每次我都会被问得气急败坏血脉贲张，逼急了难免大声呵斥，“没用就是历史的最大用处”，明知这有语言暴力嫌疑的断喝是硬充好汉，冷静下来还得软声解释，历史是一种精神气质的累积，知识的堆积尚在其次，就如“精神”不是实用的知识，不可能直接与具体的社会效果挂钩对接，是看不见的滋养等等。

　　什么叫“无用之用”？当年庄子与惠子对话，惠子曾焦虑一棵大树大而无用，不但大的树干不中绳墨，小的枝节也卷曲着无法恰中规矩，工匠对它懒得挥起斧头，惠子的心思就如现在的势利小人，满脑子的实用念想。庄子出主意说，既然是这样，那还不如把这“大而无用”的树挪放在广漠的田野，既可在旁逍遥栖息，还可免遭匠人砍伐，拖去打成衣柜家具，这时“无用”才有了“有用”的机会。这是《逍遥游》里的一个段子，相信很多人都熟读过。

　　对庄子的话我们可以稍作歪批引申，树大不中绳墨的寓意是“精神”的境界不一定与“知识”的积累同调合拍，共舞相谋，也不一定非得打成舒适家具才显得物有所值。相反如果把它移放到恰当的地方，它就会无形无声地发挥作用。梁济痛心的确是一种无声的精神提升机能的丧失和远去，已到了必须用抛舍生命去验证其价值存在的程度。

　　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几个梁济这样的人像傻子一样戳在那里，那么越来越有钱的一些国人可真像一堆行尸走肉，揣着钱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吆喝

　　民国初年，对道德沦丧的忧虑很容易被斥为遗老遗少杞人忧天，激进的革命者鼓励对传统实施打砸抢，革命的正当与鼓励道德沦丧是成正比的，谁对无德之人当道感到忧虑，谁就难免顶上抗拒革命的帽子。梁济的逆流而上犹如扛着无用大树行走在旷野中的愚夫，无非是想为身后之人纳来树下的一片清凉。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小资读者太受黄仁宇史观的蛊惑，黄氏版历史写作远非台湾人调侃的是“史界之琼瑶”这般简单，其内核乃是升级版的厚黑历史观，彰显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他的基本意思是，明代是道德感弥漫的帝国，结果只养出了几个只管吃喝玩乐的木匠戏子皇帝，清朝也好不了哪去，只有西人的“数目字管理”立竿见影，最有效也最厉害。我怀疑这史观为国人苟活找出了更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证据，才变得和琼瑶阿姨一样如此流行。可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几个梁济这样的人像傻子一样戳在那里，那么越来越有钱的一些国人可真像一堆行尸走肉，揣着钱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吆喝。在这点上我会永远站在徐诗人这边，觉得一两个人格的伟大坚持会带来诗样的灵性。在奢华肉欲面前，也许众人都觉得自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个世界马上会美好到让人窒息，那就只当我什么都没说，也只当从未有过梁济这么个人曾经活在这世上好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