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建筑折射出“权大”还是“法大”？－社会关注－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社会关注－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奇异建筑折射出“权大”还是“法大”？

庞方 //m.auribault.com 2014-11-05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分享到：

　　从“秋裤楼”到“马桶盖”，从仿制的“狮身人面像”到浪费巨大的“短命建筑”……近日，媒体盘点了各地奇奇怪怪的建筑：贪高求大的、求怪短命的、山寨媚洋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与此同时，因盲目扩张、占用土地、规划失当、空置率高等问题引发的“恶性事件”却一再上演。

　　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如何产生？其背后折射出怎样的问题？解决的途径是什么？

　　奇异建筑多出自扭曲的“政绩观”

　　“贪高求大”建筑的背后是领导“好大喜功”。高达492米的上海环球中心曾是中国第一高楼，然而，这个纪录很快被武汉606米的绿地中心、深圳660米的金融大厦、长沙838米的天空城市陆续刷新。据数据显示，全球超过300米的超高层建筑，前100座中有61座在中国。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脚步加快，各地“造城运动”现象也屡见不鲜。40多米宽的马路、占地数百亩的广场、建得光鲜亮丽的博物馆和体育馆，以往只有在大城市才能看到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如今在一些县城也一样安家落户。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城市承载力达到极限，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寻求新的城市生长点理所当然。然而，部分领导在“好大喜功”心理的指引下，贪高求大，不顾群众利益与真实需求，大拆大建，既为自己增加所谓的“政绩”，又企图在工程建设中谋取私利。据报道，已经落马的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春城主政成都12年，天际线高度不断刷新，城市“长高”200米；正在接受调查的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曾经强势推行普洱旧城改造工程，被百姓戏称“拆迁大佐”。

　　“求怪短命”的背后是“膨胀的利己主义”。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的“文化长廊”在建成3年后，又花费3亿元拆除；广州耗资8亿元的陈家祠广场，建成4年后，被拆除一半；南京耗资千万、建成5年还未及通车的徒盖河大桥，被强行拆除……近年来，“短命建筑”频现。部分地方，城市规划因领导人的更迭而改变，城市开发也因领导人的喜好而重建。为了树立有别于他人的“政绩”，部分领导不顾城市现状与历史，把城市“地标建筑”当做个人“政绩标识”，一个师公一道法，一个书记一规划。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砍伐古树，强行上马雨污分流工程，破坏了千年古城的历史风貌，造成了公共资源巨大浪费，也引得民怨沸腾。

　　“山寨媚洋”的背后是领导的“短视自卑”。近年来，山寨白宫、山寨鸟巢、山寨国会大厦等建筑频频现身。翻开各地标志性建筑的介绍，几乎都是出自外国建筑设计事务所乃至国际建筑设计名流之手。似乎，有国际设计师出马，或者山寨某个国际著名建筑，城市就能立刻彰显“国际风范”。其实，一个地区自有独特的历史底蕴，领导们耗费巨大财力的“山寨”，只能暴露其短视自卑的心理阴影，其也会为此付出代价。曾因“山寨”而名噪一时的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最终因工程受贿和谋害举报人等罪行，被判处死缓。

　　奇异建筑折射权力“失控”与“法治”缺失

　　不难发现，奇形怪状的建筑大多是在当地领导扭曲的“政绩观”授意下完成。据数据显示，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全国叫停“政绩工程”663个，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的施工建设436起，共有418名个人被查处。事实上，从山西的申维辰到广东的万庆良，很多落马官员都与“政绩工程”密不可分。公共财政为这些“政绩工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埋下了不良的社会隐患。

　　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能够穿越层层法规，幻化成一个个“权势地标”。

　　从城市规划的领导体制来看，地方规划部门虽然由专业人员组成，但更高一级的规划委员会由党政领导主持，最终的决定权还在党政一把手。如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号称“规划之神”，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无奈地说，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从建设管理流程看，按照规定，新项目应该先由发改部门立项，环保、国土、规划部门进行论证、核审，形成可行性研究方案，再报发改部门审批后，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再进行后续手续的审批办理。整个建设过程应该是经过多部门层层论证、环环紧扣、步步相连，互为前置条件，缺一不可。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对一把手督战的政绩工程，都是一路畅通、大开绿灯，“未批先建”问题严重。一些领导的“三拍”工程（拍脑袋做决定、拍胸脯没问题、拍屁股溜之大吉），失去了应有的论证、监管。

　　从财税管理机制看，审计署2010年审计报告曾指出，各地对政府融资举债缺乏规范性的管理，大部分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很多地方政府把“卖地”当做增加可用资金的“良方”。融资举债搞建设、土地升值再卖地，成为地方财政的怪圈。

　　从干部监督考核看，许多建形象工程的领导被誉为魄力大、能力强，而屡屡升迁。相反，却少见因形象工程而降职的官员。如此一来，建形象工程就成了“正反馈”效应，虽然不能为百姓谋福利，却成为某些官员向上走的“投名状”。一些通过融资举债等非政府渠道获得的资金，因为缺少监管，又成为了部分心术不良者的“唐僧肉”。

　　解决的途径——让“法”大于“权”

　　翻看近年来中纪委查处的腐败案件，几乎所有的落马官员都与工程受贿有关。权大？法大？对于奇形怪状建筑，只有用法治的力量套住权力的“笼头”，让“法”大于“权”，才能避免设计异化为权力的“奴隶”，不让根据领导喜好的拍脑门工程凌驾于科学规划之上。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提拔考核标准，把是否维护群众利益、促进地方发展作为考核衡量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要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杜绝“未批先建”；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融资、举债审批，以及资金监管，完善财税管理，杜绝“土地财政”；同时，还应加强领导干部行政过错行为责任追究查处，对于明显决策错误的决策者要追究责任，严厉查处违规行为和背后的腐败问题，同时取缔违规工程的审批和建设机构。

　　说到底，杜绝奇异建筑，还是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走法治化建设之路，“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党政领导人不应该是一个地方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的“执行者”与“守夜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如此，公权才不会成为特权，建筑才会回归到服务民众的本质。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