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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与当今世界

许嘉璐 //m.auribault.com 2014-06-16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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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在1922年的著作《中国问题》中，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道德观的世界意义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无比重要。文化就像大海，弘扬传统文化首先抓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社会道德严重缺失。

　　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我们所建构弘扬的伦理道德不能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不能在屋子里想出来，否则那是人造花，活不了，也不能掐来他国的花插到我们的土地上，它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萌生。

　　有钱只是富，有文化才能贵

　　当前为什么“文化”热起来？

　　首先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急需，包括城乡，尤其是农村。尽管当前整个社会道德严重缺失，可是人们心中还是向往着那种仁、义、礼、智、信的生活。人们慢慢明白了，光有钱只是富，富而不贵，有了文化才高贵。远的像梅兰芳到俄国和欧洲去演出《霸王别姬》，引起轰动，了解这一情形的俄罗斯老人至今谈起那段历史仍然津津有味。近的，如大家知道的华裔哲学家杜维明先生，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舍弃了哈佛大学的优厚待遇回到中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都属于“贵”。

　　其次是人民内心生活的急需。例如我们平日生活里感受到的代沟问题，过去只归结于时代的改变和年龄的差距，其实它还是文化之沟、追求之沟。此外还有一个海沟，即海峡两岸间的文化差异。这道沟不像余光中所说，窄窄的、浅浅的，这个沟很深。再有一个国沟，国和国之间的文化之沟。要和谐，要和平，靠什么？事实证明靠精确制导导弹获得不了和平，多少钱都买不到平等。代沟、海沟和国沟都要靠文化来填平。是不是整个世界都要继续沿着西方理念向前走？事实证明，他们自己也已走不通。作为中国人，不会歧路亡羊，痛哭而返，在物欲和道德的岔路口，我们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我们有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我们把精神境界视为最高贵的追求。

　　近年来“尼山论坛”连续举办，主题分别是“跨越国度，不同信仰，共同伦理”、“信仰伦理”、“不同信仰下的共同伦理”，三届的题目有延续性，一个比一个明确，一次比一次深入。对能不能构建起全人类的共同伦理，西方学术界和国内都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反对者也不否认：尽管信仰不同，但在伦理上，大家有共同点，因为这是人类生存、维护社会平衡最重要的东西，各个民族自古就认识到了。中国理所应当地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发言权，力争成为世界思想界热议的领头羊。

　　时机到了。

　　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道德观

　　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即是人化，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标记和符号，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我以前曾经讲过，文化是分层级的。表层文化，是在物质生活上所体现出的好恶、取舍，主要是衣食住行问题。有人说这是物质文化，我不采用，因为物质本身不是文化。中层文化，风俗礼仪、文学艺术、学术宗教、制度法律等。有些人称之为制度文化，我也没接受，因为制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说风俗是一种无言的制度，礼仪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文学、学术都与制度无关。底层文化，也是最核心的，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宇宙观（世界观）和审美观。有人称之为精神文化或者哲学文化，我也不赞成，因为这是西方的分法。所以我就用中性词表达：表层、中层、底层。

　　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是道德，即“内心”生活。道德观与人生观等等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对文化生活和内心生活二者的需求密不可分。不满足前者，则后者无依托、无凭借，空洞化，人们难以接受；不能满足后者，则前者会贫乏、平凡，碎片化，久而生厌。

　　中华传统道德，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勤劳、好学、向上、友善、爱国、诚信、和合，等等。它的特征表现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系统细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系统而细腻的文化，其基础、根苗就是仁爱。仁爱不同于博爱，博爱是一种一律之爱，而仁爱是一种普遍而有差别的爱，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悌、忠、义”等，其实都是“仁”或“爱”放到不同领域的表现。

　　我用12个词来概括我们的世界观：

　　无神多神，人最宝贵，以人为本；

　　和为最要，以礼相与，兵为凶器；

　　继承发展，生生不息，变动不居；

　　沟通天地，追求崇高，胸怀寰宇。

　　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人本主义、以人为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拜“文艺复兴”之所赐。事实上，公元前若干世纪在我们的文化中就确立了人文主义，后来传教士把《论语》、《老子》和《周易》用拉丁文介绍到欧洲。正在寻找变革旗帜的欧洲，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希腊、罗马哲学家著作的译本，获得思辨的工具，又从中国发现了人文主义，二者结合促成了“文艺复兴”，于是变革中世纪黑暗统治的新社会开始创立。

　　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经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根据的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罗素在1920年来中国，生活了11个月。回国之后，1922年写了《中国问题》一书，至今还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经典之作。1922年我们是什么情况？积贫积弱，军阀混战，罗素以哲学家犀利的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出中国的前途。他预言几百年后，世界将“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又弱小。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

　　弘扬传统，构建新阶段的中华道德体系

　　当前需要尽快解决突出的矛盾，即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和文化生活严重匮乏的矛盾，西方价值观大行其道、传统道德严重缺失和人们渴望回归和谐和睦的矛盾。应对之道就是大力弘扬传统道德理念，并加以创新、发展，在实践中形成新时期的中华道德体系。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不可能凭空新造，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转换、创新。中华文化不变当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底层，我们的“四观”；变的是中层和表层。传统道德的形式、适用范围以及一些内容，理所当然需要转换、创新和淘汰。总之，就是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如何着手？首先是以德治国，并在德的基础上强调礼，同时不能没有法，要依法治国。德、礼、法综合才能国泰民安。

　　抓手和平台是什么？第一是教育，学校（从幼儿园到博士）和家庭。第二是城乡社区。社区是私人生活充实之地，本来应该是彼此关爱的，随着新城镇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旧有的社区被拆散，社区文化需要重建。第三是民间团体，包括公益、慈善、文化社团。第四是宗教，宗教管理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我认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主力在民间，政府的责任是引导、支持，学者的责任是思考、供给。学者要关心当下、关心世界、关心未来，向社会提供研究成果。教师的责任是普及。教育系统应该逐渐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大学教授们也应该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广大居民讲清。这需要慢慢来，慢慢培养。当前这四个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应该研究中华文化发展战略。最好由民间展开讨论，各方拿出成果来，供国家层面参考。

　　我想再引用罗素的几段话：“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早已想到几个世纪以后的远虑”。“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永远忍受外国人的压迫，为了发展智慧，他们愿意吸收我们的优点，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我不禁深思，罗素1921年所看到的是如此，今天如何呢？智慧和红宝石哪个宝贵？

　　90余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若罗素还在，他会认不出这是他曾经居住并创造出哲学辉煌的地球。但是，他以自己的睿智和哲学家的客观冷静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预言，却基本无误地正在实现。

　　文化的复兴和建设要比经济建设难得多，久得多；人的内心建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恐怕需要以百年计，因为这要靠父母、老师、社会，代代相传、世世构建，而毁掉它，只需一夜。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一因为我们今天的事业和追求，也是五千年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逻辑的发展。“特色”，就特在我们的经济制度根植于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上：哲学的基础、伦理的基础。二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重建文化大厦的经验，从学术做起、从教育做起。三因为中华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基因深深存在于亿万人民的心底。四因为唤醒这一基因的领导者、学者和人民已在行动。

　　只要传统道德伦理活跃在大街小巷、亿万屋檐下和每个人的心头，新时代的文雅、恬淡、从容、自信、和谐、富裕、欢乐、强大的中华民族就会为世界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受到世界的尊重。人民在期待着、世界在期待着、人类的未来在期待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作者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北师大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