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谈股论经－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谈股论经－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如何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

刘世锦 //m.auribault.com 2014-06-13 来源：经济日报

分享到：

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对市场作用的全新定位是与时俱进深化改革的需要，也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坚定不移的态度

要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关键在于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

对市场作用的重新定位是与时俱进深化改革的需要

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后，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基本确立起来了。但市场体系仍不完善，政府干预不当、管得过多的问题普遍存在，比如市场开放性不够，部分领域存在不当的准入限制，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同等的市场机会；在铁路、石油等领域，行业外的国有资本难以进入；有的领域外资企业能够进入，而民营企业却被挡在门外。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另一个突出问题。例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国有和集体土地同地不同权，加上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独家垄断，不仅造成土地价格扭曲和配置低效，而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挡期，这对更有效地发挥市场作用提出了紧迫要求。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进入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换挡期。增长速度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具体地说，将要由过去的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外需，转为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和更多地依靠内需。在增长动力上，则要由以往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和模仿国外技术，转向更多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变化，所配套的体制条件也应当相应调整。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是有一些优势的，但转向创新和技术升级时政府的优势就不明显了，插手过多往往带来负面作用。

再比如，发展工业，主要是人与机器打交道，但转向发展服务业时，主要是人与人打交道，这就需要更多地调动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就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所以，增长阶段转换倒逼改革必须深化，改出一套与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加快市场化改革也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的改革始终与开放相伴而行，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些年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表面上看是产品、技术、产业等的竞争，背后则是体制机制的竞争，是制度竞争。我们有危机感，谋求变革，别人也有危机感，也在谋求变革。所以，我们不仅要想着自己如何改，也要看别人如何改，在全球范围的比较、竞争中增强我们的制度优势。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计划（TTIP），试图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并对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形成战略挤压。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挑战，我们不必也不能回避，而应主动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深化改革的动力。我们不仅要在国内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应当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占据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制高点。

市场与政府之间是共生互补而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通过市场规则保障公平竞争，通过市场价格提供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和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这些决定性作用，是其他机制所无法替代的。

当然，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由问题倒逼的。尽管这些年市场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政府仍然直接掌控大量资源，在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能感受的政府力量，而且这些力量一出现往往还要说了算。这样就经常会遇到一个避不开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究竟谁决定谁，谁服从谁？

另一方面，通过市场作用的“升级”，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不动摇、不后退、不停步。这对国内外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稳定改革的预期，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讲信心问题，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大政策不变，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心源泉。

在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政府的作用。概括地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等方面。政府发挥这些作用的目的，是为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环境、提供服务，而不是替代市场的作用。

由此引申开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谁大谁小、谁强谁弱的问题。国际上有个瓦格纳法则，说的就是随着经济增长，政府支出比重呈上升态势。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来说，发达国家一般在30%以上，北欧国家则在50%左右，而这些国家在全球是竞争力是最强的。而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如非洲一些国家在10%左右，政府无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国家处在割裂状态，形成不了全国性市场。所以，一种理想的、好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二者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互补。在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产权保护是否有效，公平竞争是否得到重视和加强，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是否到位，等等，目前大多还是不够、不强的，有的差距还相当大。因此，当说到政府强、市场弱的时候，一定是政府作用出了问题。强的是行政审批、行政性直接干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对资源的过多直接控制等。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要从越位、错位的地方退回来，在缺位的地方补上去。这正是政府职能转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以“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加快市场开放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关键是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不打折扣地加以落实。包括按照两个“都是”、两个“毫不动摇”、两个“不可侵犯”的精神，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要素市场作为完善市场体系的重点，积极而有序地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市场的改革，等等。需要强调的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完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一项重大而意义深远的改革。

所谓“负面清单”，是指列出禁止和限制进入的领域清单，“什么事情不能干”的清单，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干，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当然是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但仅限于此的理解，可能就低估了其重大意义，因为其反映了政府管理经济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与“负面清单”相对的，是“正面清单”，就是把允许搞的、鼓励搞的列出一个单子，经过政府审批、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经济中，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创新社会中，能够搞的项目范围是非常不确定的，不仅每年不一样，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不一样。卖商品，是在百货公司卖，还是在大购物中心卖，是在实体店卖，还是在网上卖，是通过一般的网上支付，还是通过最新的微信支付，变得非常快。如果一定要通过管理者点头，通过他们允许审批后才能搞，一定会把许多有希望、有前途、有竞争力的项目和企业排除在外。所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最大的好处是给创新留下了空间，给不确定性留下了空间，也就是说，给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决定性作用留下了空间。

还有一条，政府鼓励搞的行业和项目，往往也有很大的后遗症。目前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如光伏发电、精品钢材等，都是前几年受到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搞鼓励类项目，事实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认定政府比市场更聪明，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远见，看得更准，对投资项目更负责任。如果这个前提能够成立，市场经济就成了多余的，改革也是多余的。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搞什么行业、项目，都是政府计划出来的，最后搞不下去了，才要改革。对鼓励类项目，政府有关部门感兴趣，有的企业也感兴趣，因为拿到批条、路条后，可以搞到银行贷款，搞到别人没有的优惠政策。结果是破坏了公平竞争，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不是双赢多赢，而是双输多输。

与“负面清单”相关的，还有一个“负面标准”。也就是说，以什么样的标准、规则为依据开出负面清单，例如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而不是所有制性质，不是公有非公有，不是企业规模大小。这些“负面标准”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问题，是市场本身解决不了，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符合这些标准，所有市场主体都要受到保护；不符合的，不论国有民营、不论企业大小，都要受到惩罚。企业发展或出局，要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来决定。但从实践中看，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比如，现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主要还是用行政性办法，要减去的产能或明或暗还是以所有制和企业大小划线，没有把“负面标准”作为主要判别尺度，对产权保护考虑不够。用这种办法搞结构调整，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背离的，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减少自由裁量权，相应减少寻租、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与允许鼓励类相比，禁止限制类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小，这也是一个进步。此外，“负面清单”的长度应逐步缩短，而且即使是负面清单，也要有审批时限要求、透明度要求，进展到什么程度、批或不批的理由是什么，都应该让大家知道。

“负面清单”已经写进了文件，下一步关键是如何落实。今后审批制度的改革，思路也要有根本性的转变，不应再是减少了多少项审批，而是还剩下多少审批事项？这些审批是否属于负面清单？保留的理由是什么？这项改革方向和方法都是明确的，不必再等，每个地方都可以先试点，然后大面积推开。

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增加企业数量，特别是中小企业数量，扩展业务活动范围，这一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在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向社会发出动真格的信号。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以形成有效竞争。比如铁路改革，可以考虑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比如能源领域，可以考虑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场；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这样做的好处，既可以增加投资，也可以提高效率，为稳增长、调结构释入更大的“改革红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