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诉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突破思想观念束缚，利益固化藩篱和部门权力掣肘，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党的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已经开出了突破思想观念束缚、利益固化藩篱和权力部门掣肘的正确药方，形成了包括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在内的聚焦点、着力点，找准了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承受程度的最佳结合点。

　　一、解放思想，形成思想共识

　　党中央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能否取得全面深化改革成功，取决于思想解放的深度、广度与高度。

　　一是拓展思想解放深度，为重大理论创新消除思想障碍。要扫除一切障碍全面深化改革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思维习惯，着力突破束缚使市场在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思想观念制约，更加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把思想和观念认识统一到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竞争规律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公平的方式与途径，将认知智慧、行动智慧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相适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使人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行动更加契合党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是拓展思想解放的广度，为改变旧有的思维习惯消除思想障碍。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改革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把思想解放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新福祉，思想解放就是一句空话。

　　三是拓展思想解放的高度，为攻克难题消除思想障碍。要引导人们切实认识到，《决定》强调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不是全部作用，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更不是把政府当成消极被动的“守夜人”，而是界定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提高未来预期上来。

　　二、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形成行动共识

　　一是认清利益固化藩篱已经成为客观的事实。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轮一些改革促进派，因倾向既得利益结构的平衡与再平衡，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形成消极的反作用。

　　二是认清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涉足深水区过险滩。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变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核心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三是认清利益固化藩篱的种种表现。利益固化藩篱包括冲破垄断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对行业竞争的行为扭曲与利益控制；部门公共权力异化导致的非生产性收益高于市场化配置收益溢出，运用权力寻租破坏全社会福利安排，造成潜规则配置资源，潜规则分配权力收益，潜规则瓜分公共利益；人们开始眷恋政府、远离市场、恐惧竞争的思维习惯形成。

　　四是认清利益固化藩篱的危害。这种利益固化，对于公共和全社会整体的利益生产、利益发展、利益分配与利益平衡带有剧烈的破坏性，利益结构性失衡对正当的利益诉求、基本的利益表达、透明的利益分配进行围堵，造成社会不公。

　　五是认清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路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和创新国资监管方式，允许非公有制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有条件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不以GDP作为唯一发展目标，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促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城乡社会治理，强化司法公正，不以分数和选票选人用人等。这些新的改革举措的切实实施，将把阻扰改革、反对改革和对抗改革的消极力量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进而将改革风险与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点，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聚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

　　三、突破部门掣肘，形成智慧共识

　　《决定》明确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也是最大限度减少部门掣肘的妙方良药。

　　一是界定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于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于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对于上位法没有明确的附加事项审批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结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三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的调节功能。通过实施战略规划牵引，以及公共财政、产业政策支持以及公共产品购买、大宗商品储备等手段，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减缓经济周期性波动，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进而达到加大资源环境损害赔偿、生态效益提升，化解过剩产能，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和安全生产控制，以及促进就业创业、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人民健康状况。

　　（作者李清君单位：省政府研究室；周传杰单位：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