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各种奇葩证明，需要部门间切实厘清权责，该撒手的撒手、该承担的承担，多一些服务，少一些刁难，多一些体贴和人性化，少一些教条和“官府气”，让办事人少花冤枉钱，少跑冤枉路，少受冤枉气。

　　8月22日，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布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包括婚姻状况证明、偿还能力证明、身份证丢失证明、人员失踪证明等。对这些证明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理由，该微博也一一给出了解释。

　　经过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热烈讨论，“我妈是我妈”之类的奇葩证明受到了颇多质疑。公安机关因其与不少证明之间扯不断的联系而身处舆论漩涡。此番公布“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既有厘清责任的意义，又有回应质疑的目的。

　　仔细分析这18项证明，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证明依然要开，但不归公安机关开。比如，健在、死亡证明，公安机关表示“应由卫生防疫部门负责确定”；婚姻状况证明，公安机关称“民政部门是婚姻登记机关，公民应到民政部门取证”；人员失踪证明“应向人民法院申请出具”。第二类是不对“私”只对“公”的证明。比如，有的单位招工，要求应聘者出具“现实表现证明”，公安机关称，确因工作需要应由组织出面进行外调，个人持调查表的不予受理。第三类是根本无需开具的证明。比如，身份证丢失即予办理，同时可办理临时身份证，所以无需开具丢失证明。这三类证明中，第一类有十几项之多。

　　应该说，公安机关发布这样的信息，对公众而言，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至少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知道有些证明应该去找“对口”单位，不必到公安机关白跑一趟。只是面对这样一份清单，公众心中仍有种种担忧和疑惑——这些证明，如果公安机关不给出具，相关的民政、卫生防疫等部门会欣然痛快地接手或者说承担吗？不会继续“踢皮球”吗？不少证明最终指向了公证机关，而公证大都不是“免费的午餐”，如此岂非还要花钱买罪受？如果一面是公安机关说“不该由其证明”即不会再出具相关证明，一面却是相关单位、部门一定要某个证明，公众又当如何是好？

　　关于证明，公众的期待是什么？相关部门努力的方向又是什么？

　　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要减少或杜绝这些“奇葩证明”，最重要的一条是应该认真考量，这些证明究竟有没有开的必要、有没有反复证明的必要，即从源头上对过多过滥的证明“截流”。比如，有出国探望子女的父母被要求出具亲子关系证明。证明一次或许还说得过去，但每去一次都要重新证明一次是何用意？有些数据、资料就静静地躺在相关部门的系统里，单位、部门之间稍加协作、沟通，就能实现共享，何必非要让百姓来回跑？

　　其次，开具证明应本着便民原则。相比一份“不归我管”清单，如果有关部门能列出一份“归我管”、“由我办”的证明清单，百姓办事会更方便、更有效率。前段时间，有媒体爆出，不堪家暴的孕妇与丈夫离婚，办准生证时被告知要出具结婚证，由于“离婚不符合办理准生证条件”，建议先复婚再办准生证。这固然说明相关规定存在“打架”、衔接不及时的情况，但也显示出个别部门在出具证明问题上的僵化，只顾自己“万无一失”，把所有尴尬、不便、难题交给百姓去承受和解决。

　　为了杜绝造假、欺诈、转移财产等风险和后续纷争，各种证明应运而生。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些证明已然有些变味儿，成了相关部门敛财、揽权的路径，以及懒政、卸责的工具。于是老百姓的证明“义务”越来越多。

　　杜绝各种奇葩证明，需要部门间切实厘清权责，该撒手的撒手、该承担的承担，多一些服务，少一些刁难，多一些体贴和人性化，少一些教条和“官府气”，让办事人少花冤枉钱，少跑冤枉路，少受冤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