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5年来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客”、“孵化器”等是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是80、90后等青年一代创业群体的崛起，以及中国财富创造方式的改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层面的变化也在推动我国精神文化层面发生演变，特别是加速价值观层面的代际更替，人们越来越由物质性生存转变为后物质性（非匮乏性）生存，精神文化动因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要求我们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这一老话题，“抓”出新内涵、新格局。

　　价值观是人们基于自身需要对事务意义和重要性进行判断的观念体系，在时间上会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群体的差异性，呈现代际传承与变动的双重奏。这一价值观的代际更替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沟”，主要不是因年龄因素带来的观念差异，而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动。根据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对价值观代际更替的分析，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未成年阶段的生活条件，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在未成年阶段具有不同的生活体验，进而在“何为有意义、重要”这个问题上产生不同判断，价值观的代际差异由此产生。比如，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之所以高度重视物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年代的人在未成年时具有强烈的物质匮乏体验，成年后相对更具有物质上的不安全感。相反，当一个国家或社会达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时，由于人们没有“匮乏体验”，将逐步从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强调自主、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这种转变在中国正在发生。与以往“匮乏一代”、“温饱一代”不同，80后尤其是90、00后可以说是“丰裕一代”，他们的成长阶段经历的是高度繁荣期，基本没有匮乏体验，虽然依然重视物质，但相比前辈，更加会从精神层面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以创业为例，与改革开放初迫于生计的“生存型创业”不同，当前的青年创业热潮更多是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创业，属于基于技术、创意的“机会型创业”。为自我价值而创业，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裸辞”，诸如此类遵从内心而抉择的情况表明，伴随经济繁荣期的人口代际更替，我国的价值观也日益向后物质主义特征转变。

　　正在到来的新一轮价值观代际更替，具有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特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它发生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背后则是社会的代际“权力”出现崭新的变动趋向。经济层面，创业、风险资本和证券市场的结合，使社会造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青年人在经济财富中的位置不断前移，加快走向经济舞台的中心，代际经济“权力”转移加速。社会层面，新生代在知识权力格局中的位置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使得“前辈向后辈学习”的后喻社会形态日益显现。借助新媒体和网络原住民的身份，新时代人的社会联结和组织动员能力急剧增强，他们影响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比以往历史时期更强大。由此导致在文化层面，中心—边缘的文化秩序格局加速变动。传统文化秩序是中心—边缘模式，中心是精英倡导的主流文化，青年群体在叛逆时期认同具有颠覆主流精神的亚文化，但大部分最终会回归主流。然而网络时代在改变这一格局，多中心或边缘成为中心将更为常见。

　　把握当前价值观代际更替的诸多特征，不难发现，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新的时代针对性，要求我们树立新的视野和思维。其一，正视价值观的代际差异，避免将代际差异简单地问题化。频繁而显性的代际变动，使得不同代际之间更容易产生误读乃至冲突，对此，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如不能因一些新事物而简单断言青年一代“价值观滑坡”。其二，把握好两个文明协调机制的转换。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导的时代，精神文明的状况相对更取决于物质上是否能够保证“仓廪实而知礼节”。在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中，寻求认同或承认、实现自我价值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动机，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像基本物质需求一样成为阳光和空气。由此，文化消费的社会塑造功能更加凸显，文化经济、创意产业的价值引导和发展情况对两个文明的协调状况影响更大。其三，社会权力的代际转移加快文化主题的变革，要求经济发展模式与之耦合。青年“崛起”使社会的文化主题加快向“个体解放”转变，要求围绕个人权利与社会统合的有机统一，拓展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特别是，社会是否能够为他们增强了的力量提供发挥作用的经济舞台至关重要。有足够的机会空间，其发展的典型就是硅谷社会；没有足够的机会空间，就容易产生社会隔阂、对立乃至分裂等症候。因此，大力推进创新创业，不仅关乎经济转型，也高度关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