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故的“关键人”自杀身亡，他们对事故须承担的责任不能随之消解。“关键人”非正常死亡会对事故调查和追责造成一定的影响，政府部门、司法机关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行动力，把这种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深圳市警方昨天发布消息，12月27日21时，公安机关接报称，深圳市南山区某小区有人坠楼，经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查明坠楼者系自杀身亡，排除他杀。据介绍，死者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城管局原局长徐远安，12月20日光明新区发生特别重大滑坡事故的受纳场，就是徐运安在任期间批准设立的。（相关报道见A13版）

　　国务院调查组已经认定，“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由受纳场渣土堆填体滑动引起，不是山体滑坡，不属于自然地质灾害，而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12月26日新华社报道，最高检派员介入“12·20”滑坡事故调查，并与广东省检察机关组成检察调查专案组，依法严查事故所涉渎职等职务犯罪。作为批准事故所在地受纳场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徐运安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事故发生后，他一定对当年的审批行为感到很不踏实，并密切关注事故救援和调查的进展。如今徐运安坠楼自杀，人们自然会生出许多猜测，相信他肯定是预感马上就要查到自己头上，自己会被要求对事故承担相当的责任，情急之下选择自杀，以求一了百了。

　　无独有偶，也是在27日这天，山东平邑“12·25”石膏矿坍塌事故涉事企业董事长马丛波，在井下配合救援时，趁人不备跳入一号井下的佯井溺亡。据报道，涉事矿井本已被勒令停产整顿，马丛波下令偷偷开采，事故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他一直说“这次要完了”——结果，在事故救援还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调查尚未完成之时，他就以这种惨烈的方式，为自己做了一个特殊的“完结”。

　　徐运安和马丛波分别是两起重大事故的“关键人”，无论他们应对事故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们自杀身亡都是令人痛心的悲剧，是重大事故发生后出现的“次生灾害”。按常理分析，重大事故“关键人”自杀身亡，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尽管未必要对事故承担多少直接责任，但仍然怀有深切的自责和内疚，觉得自己必须一死才能赎罪谢罪。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对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对自己的作为与事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必然要被严厉追责，最严重者或被罚得倾家荡产，或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渎职罪等被判处徒刑，因此他们的自杀，主要是出于逃避责任、畏惧处罚的动机。从徐运安和马丛波自杀前的言行看，两人自杀不大可能是第一种情况，而更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况——自知罪责难逃而畏罪自杀。

　　重大事故的“关键人”自杀身亡，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他们对事故须承担的责任却不能随之消解，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对事故原因进行的调查，不能因为“关键人”非正常死亡而受阻或打折扣，不能让“关键人”自杀遮蔽事故的真相。在接下来的事故原因调查和责任追究过程中，特别要警惕和防范有人利用“关键人”非正常死亡，明里暗里干扰、破坏调查和追责处理工作。无论是作为证人或责任人，“关键人”非正常死亡，都会对事故调查和追责造成一定的影响，政府部门、司法机关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行动力，把这种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虽然可以相信，“关键人”非正常死亡难免使一些关键证据消失，但“关键人”不可能带走所有的关键证据，调查工作绝不能因“关键人”自我灭口而草草收兵；虽然可以相信，“关键人”应对事故承担相当的责任，但绝不允许把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到已经死亡的“关键人”身上，不能允许用“关键人”的非正常死亡，换来其他相关责任人员的安全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