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载，有一次，晋武帝召见太守胡质之子胡威，询问：大家都说你们父子清廉，到底谁更清廉？胡威回答：我比不上父亲，因为我父亲的清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而我清廉却唯恐别人不知道。可见，相比于清廉本身，对清廉之名的在意程度，折射出不同的精神境界。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跟名利打交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立名者，行之极也。”重视名誉，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得到怎样的评价，不仅体现着行为的意义，也有助于激发“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高远理想，最终以知促行。从这个角度看，名虽“不足以尽善”，却能够“策善”。只要认识得当、正确对待，完全可以让其发挥正能量，成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原动力。

　　对于求取名利，人们多有议论，看法不一而足。现实中，往往存在两种观点取向。一种属于“消极”型，专注事业、严于律己，不求名反而得名。从放弃优越条件毅然回国、创造丰硕科研成果的黄大年，到舍小家顾大家、隐姓埋名30年的黄旭华，他们淡泊名利、勤勉奉献，高尚品质为世人所敬仰。另一种可谓“积极”型，苦心孤诣、锱铢必较，为求名而陷入名缰利锁。比如有些干部，习惯表演作秀、善于自我贴金，实际工作没干出什么成效，宣扬业绩却总能“拉长、吹大、垫高”。两相对照，高下立判。

　　“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如同“腹有诗书气自华”，“名”并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事。学识、品格、修养等综合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声名。回望共和国的历史，老一辈革命家不因荣誉遮蔽双眼，“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接连三次向军委领导提交“降衔申请”，谦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微不足道”。他对待名利的“让”与“推”，足以说明美名只会和嘉言懿行相伴，“善修而名自随之”。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个体立于天地之间，是汲汲于一时之得失、蝇头之名利，还是着眼崇高目标、思虑公共利益，最能彰显个人的思想情操。杨善洲“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最终，“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的民谣至今还在云南保山流传。廖俊波“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结果，当地一位老人在门楣贴上“俊波您好”的横批，以表达对这位办实事的县委书记的感激之情。时间不语，却能铭刻实绩与作为。将爱民之情存乎心、为民之责践于行，一个人自会赢得好名声。

　　哲人有言，名声是条河，能浮起轻飘、空虚的东西，而重实的东西会沉下去。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专注实干、踏实奋斗，这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