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称号附着的利益让一些科学家少了专心科研的心思、多了钻营当院士的念头。手段成了目的，不仅影响了科学家自身的成长，更损害了国家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荣获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科学奖之后，会有怎样的待遇？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除了可以拥有一个蓝色标识的停车位外，别无其他。校方的解释是：诺贝尔奖是荣誉，不需要用利益或特权来显示，提供专属停车位就是对荣誉致敬。

　　相比之下，我国的科学家一旦当上院士，就风光得多了。国家层面对院士的物质待遇并无过多倾斜，但有些单位给新科院士奖房子、奖车子，薪水也比同级别的教授高出许多。当上院士后不仅“身价倍增”，在学术活动中也拥有了超出常人的话语权，除了自己更容易申请到科研项目，在项目评审、资源分配中也影响力大增。“国家最高学术称号”的名头加上各种诱人的实际利益，不仅使院士成为一些科学家心照不宣的“最高奋斗目标”，也让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院所把院士作为稀缺资源，千方百计“培养”院士、不惜重金招聘院士。

　　难怪有识之士呼吁：如果不把实际利益和学术称号脱钩，院士评选中的乱象将难以根除，院士制度可能将难以实现其设计初衷。

　　设立院士是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的制度设计，其初衷是发现学术中的拔尖人才并给予院士这个最高学术称号，鼓励其再接再厉、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学术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而院士称号附着的利益让一些科学家少了专心科研的心思、多了钻营当院士的念头。手段成了目的，不仅影响了科学家自身的成长，更损害了国家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附着太多学术之外的东西，对院士自身来说也是负担。院士增选中若得到单位的“帮助”，当选后就不得不为单位吆喝、争取科技资源。极少数院士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做了一些有辱院士称号、有违学术道德乃至违反法律的事。

　　把学术称号和实际利益脱钩，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许多发达国家的院士，只是一种纯粹的荣誉称号，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和行政特权。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当选院士后，不但不发津贴、不涨工资，而且有些还要交“会员费”。比如，美国三大科学研究院的院士，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的会费。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当选院士、获得诺奖后，也没有学术上的特权，他们还得像以前一样，照常上课，照常做实验，照常和未得奖的青年学者一样申报课题，申请被拒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撇开了物质利益和学术特权，既保持了院士称号的纯洁性，也保障了健康的学术生态，给后学者指引了潜心科研的奋斗方向。比如，对诺贝尔奖得主只奖励一个专属车位的伯克利分校，至今已诞生了60多位诺奖得主。

　　在古希腊，奥运会优胜者最神圣的荣誉是戴上橄榄枝编织的花冠——装点桂冠的不是闪耀的黄金，而是久远的芬芳。希望我国的院士称号，早日去掉利益的羁绊，成为那顶散发芬芳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