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选举中右翼极端主义的“特朗普现象”和左翼社会主义的“桑德斯现象”，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各国国情不同，导致民粹主义政治的原因总是多样化的，但一个有趣的世界性线索，就是其与新自由主义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民粹主义。

　　南美洲诸国的民粹主义政治源远流长、引人注目，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国都是如此。新一轮的南美民粹主义浪潮发生在新世纪初10年，而之前的上世纪90年代则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奉行的是“华盛顿共识”。结果，在私有化浪潮中，虽然一些人暴富了，比如墨西哥的电信大王成了世界首富，但代价则是下层阶级落入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贫民窟。更要命的是，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大幅削弱了中产阶级，导致中产阶级比例大大下降。这就是南美民粹主义的政策性诱因。

　　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长出了同样的“毒草”。一夜之间获得权力的叶利钦总统一时不知所措，于是只得仰仗美国这个“思想供货商”，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成了叶利钦的首席经济顾问，其政策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1991年和1995年，俄罗斯连续搞了两次私有化。第一次是所谓的“全民私有化”，第二次则是著名的“七寡头事件”，即7个寡头瓜分了俄罗斯大量的国有资产。新自由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呢？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0%，惨状堪比大危机时期的美国，甚至有俄罗斯人食不果腹饿死街头。在这种情势下，曾经向往、推动和拥抱西式民主的俄罗斯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追悔莫及，民粹主义政治抬头，并拥戴了普京总统。尽管今天的俄罗斯经济面临巨大压力，但俄民众不改初心，因为他们太害怕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富悬殊了，也太害怕无序社会了。没有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境况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恐怕很难理解今天俄罗斯人的心态。因此，那些现在说俄罗斯风凉话的外国人，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策源地，比南美和俄罗斯晚了10年，今天也终于尝到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了，那就是一开头所说的民粹主义政治。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居然有如此不俗的表现，这完全颠覆了美国政治传统。历史上，美国一直以个人自由、私有产权为核心的“美国信条”为豪，别说桑德斯这样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哪怕是极为温和的社会主义都难有容身之地，而今天社会主义者居然成为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同“特朗普现象”一道，这一抹风景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说，这种“革命”的诱因就是长达30年的新自由主义。

　　在战后30多年里，凯恩斯主义确实让西方社会变得相对平等了些，比如在1970年代末，企业高管的最高收入不过是工人的35～55倍，而新自由主义则使这一比例高达500倍以上，30%的美国民众只拥有1%的财产。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著名的1%的“民治民有民享”。美国政治学界最新的轰动性研究成果是，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国家，依据是在1779个政策议程中，有利于富人的议程远比有利于穷人的议程更容易变成法律和政策。

　　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必然会在选举政治中以民粹主义形式体现出来。选举政治被誉为政治晴雨表。但即使测量到社会的体温，又有什么用呢？美国学者不早就发现美国的民主不过是一场不公平竞争的神话了吗，可美国能变得更公正吗？事实上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或者说利益集团结构所决定的。别说桑德斯很难当选，就是成了美国总统，他也什么都改变不了。要知道，在内心深处，奥巴马总统其实是一个因饱受种族偏见之苦而炼成的平等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他竞选时的口号是“改变！”可结果呢，作为黑人总统的他连种族关系都改变不了。

　　如果说民粹主义政治在当下的美国很难改变什么，那么还有什么能改变呢？大概只能等待大危机带来的大冲击去改变吧，常态的政治史很难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哪怕这个社会结构已经很病态了。（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