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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相对知名点的民运组织“独立中文笔会”近日公开分裂。它刚刚举行了第七届理事会的选举,但却出现两个理事会和两个会长并存的局面。其中的一名会长是该笔会的创办者之一贝岭,他也是第六届会长,自称是正统连任。另一位“第七届会长”则是该笔会的第4任和第5任会长廖天琪女士。
最令民运支持者难堪的是,贝岭公开指控廖天琪没有在他当选上一届会长时恰当移交财务,并且造成笔会账上的9万美元“不翼而飞”。他说自己当选第6届会长后被要求开设新的账户,而不是接管原有账户。他没有用“腐败”“侵吞”等字眼,但却有这方面的强烈暗示。
贝还说,笔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在言论自由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他进一步解释,“一部分人认为笔会内部不保证言论自由,所以才产生了在内部社区里无限期地对某些人禁言。”
独立中文笔会成立于2001年,它的第一任会长是刘宾雁,第二任会长是刘晓波,号称是跨国界支持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但它像多数民运组织一样早已衰败。海外仍较活跃的民运人士据说不到200人,但各种民运组织有几十个,一个比一个萧条、拮据。
9万美元实在不算多,为这么点钱跑到媒体上打口水官司,即使很反对民运的人,也许亦会产生点唏嘘感。
当年跑出去的民运人士大多在国内时都挺风光,后来的加入者不少在国内时也蛮体面的。他们在国外的衰落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由于他们对西方的利用价值被证明有限,针对他们的资助越来越少,而他们多数人缺少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生计渐成问题。
如今民运人士在国外之所以“人少组织多”,据披露主要是为了有名头申请捐款。因为多数捐款不会给个人,只捐组织。
民运人士组织上的最大问题大概是团结不起来。他们看起来是海外最经常上演勾心斗角的华人群体。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太不理想,大多比较自负、个性很强,于是分裂成了家常便饭。他们都渴望民主和自由,但对小团体的内部民主却一筹莫展,不得要领,派性斗争经常恶性发作。
像独立中文笔会中的一派指责另一派搞“禁言”,另一派人则辩解说被禁言者的表现“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样的对话在外人听来几乎不可思议。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言论自由”最激进的主张者。
刻薄嘲弄这般处境下的民运人士挺没意思的,我们想指出的是,他们这个小圈子表现出宏大主张与他们实践的尖锐矛盾和悖论。在追求政治构想的路上,他们的实际行为突出了相反的东西。也许是他们太天真了,以为构建一个他们主张的“理想国”会比他们搞一个笔会、管理好它的账务还要容易。
都是知识分子,从人格上指摘困境中的这些人或许更应克制。只是他们在“最民主的地方”上演的被一些人称为“狗血剧”的这一切值得我们用心予以反思。独立中文笔会的这一出并非海外民运内斗的绝唱,它所折射的东西也并非只有人性的弱点。更进一步的解读,大家见仁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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