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街上，你看到一个男人衣衫褴褛，跪坐在人行道边，旁边放了一个纸盒子，一张纸牌子，纸盒子里放着若干小额人民币，牌子上叙述着男人的悲惨遭遇，你会有什么反应？是认为面前跪着一个需要救助的不幸的人，还是一个活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职业乞讨者，甚或是编造谎言的诈骗者？总之，面对这样的“街头求助”，很多人会对是否伸出援手犹豫一番，认为没有施以援手的道德义务。

　　这反映出陌生人在面对面情境下的信任崩坏。对很多人来说，面对真假难辨的街头求助，首先预设求助信息是假的，求助者是别有动机的。因为这样的信任危机，也导致很多有真实需求的求助者不愿意采取街头求助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看，街头求助这潭水生动地演绎了“劣币驱逐良币”。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求助行为，街头求助已丧失了其功用；而在现代慈善理念中，街头求助的正当性也是备受质疑的。

　　互联网上的个人求助刚出现时，社会信任得到了洗牌与重构。1995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出现不明中毒症状，北京几大医院均没有给出确切诊断结果，朱令的同学通过刚出现的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获得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医生回复，许多医生给出了铊中毒的意见。这被视为互联网求助的经典案例。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互联网成了有困难的人获得有效帮助的快捷通道，公众对互联网求助信息往往预设了信任的态度。

　　互联网求助的社交性与阶层性，使之与街头求助相比更胜一筹。很多产生巨大影响的求助案例，其求助者或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拥有较强的信用度，从早期的知识分子到现在的中产阶层，求助人与救助者感到心理上的接近性，其求助方式也让人产生共情。“罗尔救女”的主角罗尔从事媒体工作，他所掌握的传播技能，对求助信息获得如此大的关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身份在一开始让人信任，后来事件发生逆转，其本质也是罗尔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和互联网普及后网络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一样，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网络上的社会信用。如果说，早期互联网存在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有能力提供援助的人乐意互帮互助，求助者也对发布求助信息采取审慎的态度，那么现在普及的互联网已经大大稀释了这种共同体的作用。有句玩笑说，你不知道网络那头是人还是狗——更确切的是，网络那头的人已经从传统价值中的精英、高信用群体，变成了普通的大众。

　　罗尔这样拥有传播技能的人，利用的就是互联网的大众性。比如，用一篇情绪指向强烈的文章吸引公众关注，赢得积少成多的巨额“打赏”，而不是用客观、经得起质疑的陈述。固然，他的身份可以为其信用背书，但是当真相大白以后，其身份是无足轻重的。人们不会因为他是正处于中年危机，还是离异再娶，就宽恕其隐瞒事实的错误。

　　罗尔后来主动发声，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他拥有多套房产却没有卖房救女的原因，结果注定是把自己的舆论形象抹得更黑了。当公众的信任底线被击溃后，就再也不会表达同情，更不会产生共情。任何求助都以求助者提供完整、确切的求助信息为道义的前提，罗尔被钉在了互联网求助的耻辱柱上，其原因也在于公众认为他所获得援助的方法是不符合道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解释也是枉然。

　　可以预见，在不遥远的未来，互联网残存的那种以技术、阶层为门槛的共同体会进一步消逝，互联网将成为对现实社会的完整投射。现实社会的信任度怎样，网络社会的信任度便怎样。但是，互联网的另一大优势却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密集信息的交换与汇集。“罗尔救女”真相被迅速挖出，公众“赞赏”的资金被妥善处置，均离不开互联网的技术力量。在舆论场中，罗尔的信用已经破产。让没有信用的人承担沉重代价，是互联网渠道发起个人求助的优势。

　　但是，要避免类似“罗尔救女”事件腐蚀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互联网信任，畅通互联网个人求助的渠道，最根本的还在于做好求助信息甄别，发挥专业机构的价值。公众不需要求助者的自我背书，这种自我背书跟街头放个小纸盒求助没有本质的区别，公众所需要的永远是更全面和准确的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