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市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工作情况”。北京市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会集中精力把市属医院的绩效考核指标做微调，对于打击号贩子八项措施的一些落实情况，将纳入到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去。针对市属医院年内取消现场放号一事，市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在医院现场设置自助挂号机等设备，并安排志愿者帮忙完成预约挂号程序，不会造成中老年人挂号负担。（2月20日《京华时报》）

　　有利益驱动，就必然会有黄牛倒票的乱象，利益的空间越大，黄牛现象也就越泛滥。医院号贩子分为不同的层级，有雇人排队挂号，然后对外销售；有利用设备秒抢，然后倒手转卖；还有就是利用内外勾结，分食加号资源。总之，无论原始的手段也好，现代的方式也罢，号贩子能有生存的空间，仅靠自身自然难以成功。毕竟，如果医院祭起“实名制”的利器，虽然不能完全禁绝倒号的现象发生，不过足以像铁路火车票那样，可以起到有效遏制的作用，大面积和复杂性的倒票和炒票行为，也会有所收敛。

　　物以稀为贵。黄牛倒票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自然跟优质医疗资源极度稀缺，公众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有关。不过，这只是炒票行为的相对因素，而并非绝对性的原因。因为即便资源的争夺和竞争的产生，倒票行为也完全可以产生。倒票的本质恰在于，以非常态、非正规和非法性的行为，破坏了最基本的规则和程序，扰乱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控制机制失灵，监督责任未能有效发挥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记者在北京、广州等地调查发现，预约挂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挂号难，但“黄牛”活跃，他们运用抢号软件等手段大量占据优质号源，几元的专家号倒卖到患者手中动辄两三百元甚至上千元，有“黄牛”月收入数万元。已约满的号“黄牛”成功预约宣称“没有挂不上的号”。连已经约满的号都预约，并声称“没有挂不上的号”，那么其间的原因就值得探析。虽然不能说其间必然有内鬼，那么也足以说明，医院的控制程序未能发挥作用，也应为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再加上内鬼作崇，那么对黄牛的惩治就会始终处于“打而不绝”的周期性循环中，既会让监管本身的效力降低，也会损及社会的基本信任。

　　从大量的案例来看，很多黄牛早已“名声在外”，医院方面也应当早有察觉，为何未能向警方报案，或者提供线索。同时，从发挥自身功能的层面出发，也可以设立警务室或者专门的防控机构，像电商那样主动打假以净化市场。怕就怕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号放出去之后就不问不闻，甚至对内外勾结的行为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那么倒票行为才真正难以实现源头之治。

　　既然号贩子的存在和对其打击，跟医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以目标考核作为促进手段，明确其相应的主体和辅助责任，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对于整合打击资源发挥各方合力也大有裨益。然而，对于当地卫生部门的做法，很多人并不赞同，表明在公众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大的欠缺，还有待形成统一的认识。技术性的问题，采取技术性的处理和应对，其实也是一种治本之法。就打击谈打击，就预防谈预防，少扯一些宏观的资源问题，才能真正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最终找到解决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