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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凶猛”的社会学思考
练洪洋
//m.auribault.com 2016-01-29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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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牛就像打不死的“小强”,计划经济下有,市场经济下有,互联网时代还有;黄牛就像软体动物蚯蚓,穿过坚硬的制度“地表”,钻进肥沃的腐殖质土壤;黄牛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平时人人喊打,急时很多人又第一时间想起他们,当黄牛帮助你梦想成真时,或许你还对黄牛心存感激。这就是公众镜像中的黄牛,面目模糊、身份暧昧、背负骂名而又难以或缺。

  劳动力供求是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结果,一种职业的滥觞,就像地里长出苗,必然是因缘和合的结果,黄牛亦不例外(假如黄牛也算是一种职业的话)。一个供应充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交易直接在供需双方进行,无须假他人之手,就像上超市买包饼干,没有人会傻到找黄牛帮忙。黄牛能在市场夹缝中觅食,正是利用了供需矛盾,或资源紧缺无法满足需求,或资源分配方式不公平,这在社会刚性需求上体现尤为明显。如医院专家号、春运火车票,既有资源紧缺的一面——僧多粥少、奇货可居,哪怕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也有“投机倒把”现象,又有分配方式问题,看似去权势化、无差别化的分配方式——窗口排队、网上预约等,因为内外勾结、技术作弊而放大不公风险。

  “凡是存在的,都是有其现实性的。”撇开道德看黄牛,残酷的“黄牛经济学”告诉我们,黄牛出价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体现或者接近了资源的价值,这恐怕也是黄牛屡禁不能止的重要原因。就像医院专家号,被黄牛炒到数千元仍不愁卖不出去,供需能在没有胁迫的情形下顺利完成,说明市场还是能够接受这个价格的。这当然不是说“价高者得”就是合理的,尤其是带有公共性质的资源分配上,但却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供需不足、结构失衡才是“黄牛凶猛”的罪魁祸首,抛开这一点治理黄牛,难以触及到问题内核,亦无法将黄牛“赶尽杀绝”。增加资源供给总量、改善资源分配合理性——如信息公开、过程透明、严惩内部违规等等,才能有效缓解需求焦虑,才是“人间正道”。

  一个游走在法律法规边缘的灰色职业存在,多少亦与社会规治不足、越轨成本偏低有关。按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机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时候,倒一个紧俏号都不止1000元收益,如此惩罚,难以让黄牛肉痛。刑法亦有相关条款,但就实现来看,除非专项行动,常态化治理效率欠奉。违法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黄牛行业也就少了“退出机制”。当法律都无法有效应付某种越轨行为,道德谴责又有多大杀伤力?

  “黄牛凶猛”问题既在黄牛身上,他们人为制造、加剧资源短缺与供应不足,增加公众焦虑与社会负资产,但黄牛又负不了完全责任,那种无视供种子发芽的土壤而将大棒挥向树苗的做法欠公允。供给短缺、供给配给、价格歧视、需求旺盛、需求刚性及供求结构性失衡等,所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远比黄牛本身要深刻得多,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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