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男子陈某要求父亲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遭拒，持刀杀死父亲，砍伤母亲。案发后，陈某为了逃避处罚曾装精神病，以致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被治疗23天后，他坦白了装病事实，重新鉴定后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因陈某获得母亲谅解等情节，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处其死缓，并对其限制减刑。（《京华时报》9月15日）

　　南京宝马案“急性短暂精神障碍”的鉴定意见还未从公众印象中淡却，陈某再次把精神鉴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假如陈某自己没有坦白装病的事实，他会不会因精神鉴定而逃避刑事处罚？装病居然也能得到一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那么鉴定的公信力如何保障？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规定，“对可能属于精神病人……应当及时进行鉴定或者调查核实”。陈某案发后，公安机关正是基于上述规定，依职权委托专门机构对其进行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这属于在侦查阶段做出的刑事专业技术鉴定。

　　刑事专业技术鉴定虽不是司法鉴定，但它对刑事案件的办理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陈某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后，假如他自己没有坦白装病的事实，公安机关在侦查完毕后，将证据移交检察机关进行公诉审查时，则检察机关有可能对陈某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这样一来，陈某的阴谋就会得逞，可能仅仅面临强制医疗的后果。

　　精神鉴定是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着司法公信。南京宝马案精神鉴定出来后，“精神病很难伪装”的鉴定专家论断言犹在耳，但陈某的鉴定与专家的论断背道而驰。事实证明，伪装成精神病并通过鉴定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并非天方夜谭，也非主观猜测。不知给陈某进行鉴定的专家，有没有让陈某填写各种各样的量表，有没有运用能够捕捉0 .3秒内脑电波变化的事件相关电位仪器？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精神鉴定领域的问题较为普遍，尤其是多次鉴定的结论不一致的问题相当严重。有专家通过调查后指出：“经历过几十件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案件讨论，有一半以上的案件作过两次以上的鉴定……没有一例是两次鉴定结论完全一致的。只要有两次鉴定，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不只给司法采信提出了挑战，更削弱了司法采信后裁判的公信力，公众很少把质疑的矛头对准鉴定机构，而是质疑整个司法不公。

　　2007年，司法部出台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但鉴定机构之间相互都是平等的主体，各个机构之间的鉴定意见打架时如何处理，并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最后这些难题就都交给了法官，由法官在法庭上通过质证来认定其效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在严格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资质认证的前提下，要强化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责任，对明显错误的鉴定，必须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启动问责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冲突鉴定的解决机制，精神领域的专业性问题还是由这一领域的专家来解决，由法官来解决这种冲突，这是为难法官，也是精神鉴定在为难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