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河北省泊头市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长侯志强被判刑8年。今年，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院，要求释放郑潮军。村民称，侯志强是个恶人，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主任选举。河北高院驳回了申诉。（7月13日《新京报》）

　　通过暴力来解决各种问题，并通过威胁选民的方式当选村主任，当选村主任后继续欺压百姓……这样的蛮荒，让人还以为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当其被郑潮军打死后，96名村民联合上书，通过这样的联名书，可以传达民意的指向——这件事情的是是非非，民意站在哪一边显而易见。

　　倒了一个“南霸天”，不是审视此事的终点。在当前的乡村社会里，还有多少“南霸天”？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山东东平的性侵案，一个“上头打了招呼”，不少女子就遭遇性侵而得不到应有的正义。即便家属们请求警方解决，也只能得到“女孩是自愿”的结论。东平性侵案中，没有“愤怒的村民”，所以“南霸天”们还继续逍遥着，这样的现实，显然让人难以接受。

　　这些“南霸天”们的存在，不过是乡村法治疲软的缩影。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是熟人社会，而在乡村社会里，这种“熟人关系”的脉络，一直沿袭至今。这样的关系往往盘根错节，足以让乡村社会成了法治的真空地带，一些有各种关系的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既然如今的一些乡村还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那就需要更上一级的监管部门及时发现违法的地方，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监督，让基层违法之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与此同时，各地也应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律宣传教育，且这不能“走过场”，而必须照进现实。唯有法律的阳光照进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法律信仰成为每一个人的习惯，“南霸天”们才没有生存的土壤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