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近日刊登一则《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指出于艳茹在北大历史系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涉嫌严重抄袭。北大负责人表示，因其已毕业，将组织专家对其博士论文重新核查，若有抄袭，按规处理。（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8版）

　　北大博士涉嫌严重抄袭，确实令人大跌眼镜。用编辑部的话说，“除了提要和最后的几句结论，几乎都是抄的！行文完全一模一样，注释都搬过来！”《国际新闻界》认为，之所以大张旗鼓公告抄袭行为，是因为“于艳茹这篇论文的抄袭情况是期刊目前遇到的最严重的一篇”。可见，反抄袭技术再是升级，也难免遭遇漏网之鱼；而要防患于未然，加大违规成本，显然是核心之举。

　　在高校自治的语境下，这首先有赖于权责明晰的学术规范体系。譬如，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当然，此《规范》的适用范围也包括“在读期间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已离校研究生”。这也就意味着，于艳茹涉嫌严重抄袭一旦坐实，或将面临大罚单的责罚。

　　但问题是：是不是每所高校都在学术不端上有严明的“规矩”？是不是这些“规矩”的度量衡都秉持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理门户”的调处方式，会不会因为人情关系而导致尺度扭曲？这些追问，显然不是杞人之忧。近年来，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术不端事件层出不穷，而姑息迁就的恶例，更是司空见惯。查究难、责罚难，“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自己人查处自己人”——这也是学术不端屡禁难绝的重要根源。

　　于此而言，在学术不端治标不治本的当下，更当以重典整治学术乱象。

　　一是借鉴食安办等职能机构设置的经验，及早建立全国性学术不端查究中心，从国家层面捍卫知识产权、净化学术风习。

　　二是加大学术不端的罚单筹码。不久前，香港地区中学文凭考试出现近年罕见的集体抄袭事件——香港现代书院23名学生，在校本评核中文科考试中，引用资料而没有注明出处，被取消中文科成绩，失去大学申请资格。下手之“狠”，学生尚且如此，更遑论为人师者？相较而言，内地学术罚单似过于绵柔。

　　三是追究导师责任。此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规定：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以导师为代表的学校学术查究体系，对在读学生的论文情况有没有秉持起码的反抄袭警惕？

　　学格如人格，学格显国格。在创新与人才更受器重的今天，学术不端已经绝非“私事”那么简单。不仅公权失范需要终身追责，学术不端亦须承担无限责任——道理很简单，一篇论文成功行骗，改变的，何尝不是当事人一生的轨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