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女童的安全问题，得到许多代表委员的关注。在曾经做过大学生村官的全国人大代表、明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欣蓉看来，“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现象非常多，家长也没有儿童防性侵方面的知识”。

　　据统计，在2015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有340起，其中有58起受害者年龄在7岁以下，最小的仅6个月大，受害者中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女童。更令人忧心的是，由于留守女童远离家庭监护，加之农村地区的教育、司法部门的覆盖程度不及城镇，使留守女童在遭遇侵害时，并不如城镇女童一样能得到及时救助和保护。

　　远离家长保护的留守女童，即便在老弱妇孺居多的乡村，也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受到侵害，或无处求援，或担心报复和受到歧视而不敢求援。在相关监管机制不足的乡村，甚至出现个别本该保护女童者，反而成为侵害者的现象，例如教师。同时，性侵案件往往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一旦拖延报案可能会造成证据灭失，而面对无力反抗的受害者，侵害者往往会长期反复施害，无外力干涉难以停止。

　　保护儿童最好的方式是家庭保护，但亲人的保护恰恰正是留守女童所缺乏的。即便随迁进城，她们常常也因父母忙于打工疏于教育，而变成“事实留守”。在人口流动性较大、综合环境并不理想的城乡结合部，这些女童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成为潜在的受害对象。

　　保护留守女童，一方面应呼吁家长们切实履行监护人职责，并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履行监护人职责的条件，例如放宽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但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充分发挥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的职能，例如学校增加防侵害的课程，社区村居委会及时对辖区内的留守或随迁女童进行走访调查等，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就针对监护人存在的问题呼吁“增强对儿童的兜底社会保障”。

　　对于每一个受到侵害的女童个体而言，即便事后对相关责任人严格追责，也难以挽回她们原本纯真的童年。只有完善相应的监护机制，特别是社会监护机制，方能让这些祖国的花朵无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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