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谦（左）向岭南来的专家介绍北燕历史。毕玉才摄

　　【求索】

　　冯永谦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6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东北三省及黄河以北。在丹东虎山，他找到了万里长城的最东端起点；在绥中九门口，他廓清了清兵入关时与李自成鏖战的“一片石”；在辽阳沙坨子村，他寻觅到了刺秦失败后太子丹避难的桃花岛；最近在广东高州，他又确定了“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的夫君冯宝，就是漂洋过海逃到岭南的北燕王族后裔。由于历史原因，通史著作中对遥远的东北着墨不多，即便是司马迁的《史记》，提到北方，也常常寥寥数语。冯永谦用自己60多年的行走，为满是漏洞的东北古史填补上了缺憾。60万字的《东北历史地理》，正是他与同行用永不疲倦的田野考察、砚田笔耕、史海搜寻，完成的一次东北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对话。“司马迁寥寥数语，冯永谦奔波万里”，这不胫而走的戏谑之言既是对他的调侃，更是对他的褒奖。

　　学人小传

　　冯永谦，1935年12月生，辽宁沈阳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已整整60年，是目前东北考古界的元老级人物，闻名遐迩的丹东虎山长城、绥中九门口长城均是由他主持发掘的，曾被聘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辽宁大学客座教授、辽宁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出任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学会秘书长等职务。

　　2018年年初，一档大型文化类节目《国家宝藏》在央视推出，立即火爆荧屏。9大博物馆精挑细选出来的27件稀世国宝，惊艳世人。其中，辽宁出土的一对铜鎏金木芯马镫，与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剑、商鞅方升、云梦睡虎地秦简等一同恢宏亮相。

　　53年前，亲手从北燕冯素弗墓挖掘出这对马镫的冯永谦老人告诉笔者：“这是世界上出土最早的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双马镫，不仅帮助三燕军队驰骋辽海、逐鹿中原，而且还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并通过蒙古高原上的柔然人传播到欧洲，促使欧洲进入了骑士时代。”

　　桃花岛的咏叹大石棺的扼腕

　　1941年，中国东北仍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所有的孩子都要学日语。“咱是中国人，学那些‘哩啦哇啦’的日语干啥？”在乡村行医的冯德明，不惧冒犯日本人，毅然把儿子冯永谦送进了中国人开的私塾。

　　七年光阴，冯永谦饱读文化典籍、诗词歌赋，并于新中国成立后考入沈阳市第六中学。这所学校在清末民初叫沈阳东关模范学堂，周恩来总理当年曾在这里念书。冯永谦品学兼优，被选为校学生会学习部学习委员。

　　1953年毕业时，社会上最热门的行业是财贸、公安、教育，而冯永谦却被分配到了东北博物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校方认为，冯永谦有古文基础，文思敏捷，字写得漂亮，去博物馆最合适。

　　冯永谦也不挑剔。“1954年，博物馆开东北考古训练班，学员均来自当时东北各省的博物馆、文化馆，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清一色的考古界、史学界大家。”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冯永谦提起当年授课的“大咖”们仍记忆犹新，“考古学家李文信讲考古学、博物馆学、陶瓷学；辽史学者朱子方讲辽金史；契丹文研究学者阎万章讲古文字学；书法家沈延毅讲缂丝、刺绣；到北京参观实习，给我们做报告的是郑振铎，讲考古发掘的是王冶秋，和我们同游八达岭长城的是罗哲文。”

　　学业结束后，冯永谦被选入东北文物工作队。那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工程破土动工，地下古代遗迹、遗物不断被发现。由于建设项目多，文物工作队员少，大家没有休息日，不分冬夏，甚至连春节都不能回沈阳。但是初出茅庐的兴奋和屡有斩获的惊喜，让他们乐此不疲。

　　他们到辽阳调查唐户屯、桑园子汉墓遗址，因为没有汽车，一行十几个人带着发掘工具，雇了两辆马车，一路颠簸，沿太子河南岸向东行进。走到峨嵋庄时，车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太子河横亘眼前——原来，沙坨子村是太子河中间的一座“孤岛”，四周被河水包围。村子里树木参天，林荫蔽地，东接绵邈山岭，西望坦荡平原，非舟楫不得往来。而村西10公里，就是辽阳，即战国时期燕辽东郡的首府襄平城。

　　目睹如此地形地貌，让人不禁追溯起一桩2000年前的悠久往事：燕太子丹派荆轲、秦舞阳赴咸阳刺杀秦王嬴政未果，却招来了嬴政的复仇大军。嬴政发下毒誓，即便“搜山检海”，也必见太子丹人头而后快，太子丹亡命辽东，“匿于衍水中”。而衍水恰是当年太子河之称谓。后来，经过考古学家多方认证，沙坨子村果然就是燕太子丹躲避秦军追杀的桃花岛。

　　原来，历史就是一部合着页的地书，倏忽间翻开一篇就与今人打个照面。冯永谦兴之所至，写下一首《太子河边吊燕太子丹》：历史不会忘恩仇，逝水如斯古今流。只为当年燕太子，宁死此地不低头。

　　此后，冯永谦醉心于考古一甲子，即便“文革”期间，他被列为“只专不红”的典型，动不动就挨批斗，仍矢志不渝。

　　1974年4月13日，法库县叶茂台村村民赵鹏权去西山拉石头，无意间看到西山南坡有大青砖，随便向下挖了两锹，发现砖上居然涂有红色和白色，感到很奇怪，再往下看，发现有砖砌的门檐。赵鹏权猛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处古迹，于是向生产大队做了汇报。

　　“‘五一’假期，我突然接到队里通知，马上到单位。到博物馆后才知道，叶茂台村发现辽墓。因古墓已透风，进了空气，很可能因为氧化而使文物遭到损坏，情况万分紧急！”冯永谦告诉笔者，“5月2日，我们就用汽车拉着发掘工具，与文化局、博物馆领导，从沈阳出发了。”叶茂台古墓的挖掘成果当年轰动一时：不仅发现了巨型石棺，还有罩棺的木构棺床小帐，在石棺与小帐间隙，出土了两幅彩绘绢画——《竹雀双兔图》《深山棋会图》。

　　这是辽墓中首次出土绢画，而且一组两轴，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重大发现，至今仍是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曾经参与古墓挖掘的法库县政协原副主席温丽和回忆，当人们把冯永谦从黝黑的墓里拉出来时，他满身、满脸、满头都是灰尘，脸憋得通红，由于拉拽过力，衣服扣子掉了好几颗，胳膊和身上也磨出了道道红印，但是手里托着的绢画却丝毫没有破损。

　　“这是一次完美的发掘，但完美中也有遗憾。”冯永谦告诉笔者，这个墓出土的雕花填彩大石棺制作规整，花纹精美，敷彩艳丽，至今仍存放在辽宁省博物馆。但观众不知道，如此完美的石棺，棺底居然不是原件，而是用水泥做的。

　　当时，冯永谦负责往沈阳押运石棺，装完棺盖和四壁，“我正在安排怎样装运棺底，这时在场的一位负责人说：‘棺底不拉回去了！’我听了很奇怪，立即说：‘不拉棺底，石棺就不完整了！’那位负责人就批评我说：‘你又老毛病不改！不能凡古皆保！我们正要批判这种思想呢！’结果，棺底留在了现场，被村民打碎，修了院墙。”如今说起此事，冯永谦仍然扼腕长叹。

　　古长城的谜团一片石的悬案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沿用的观点，中小学教科书也这么说。

　　可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造阳为今河北怀化一带，而襄平即现在的辽阳，位于山海关外370多公里。

　　司马迁寥寥11个字，让冯永谦跑了半个多世纪，行程上万里。据冯永谦介绍，他实地调查长城是在1956年，那时他去辽西考古，在建平县北部的山野间发现一道土墙，于是想起了司马迁《史记》中说的这句话，从此便与长城结缘。

　　冯永谦先后调查了分布在辽宁宽甸、内蒙古赤峰、河北承德等地的战国、秦、汉长城，河北抚宁、辽宁绥中等地的北齐、北周长城，辽宁营口、昌图、吉林四平等地的高句丽长城，黑龙江牡丹江的渤海长城，大连的辽长城，黑龙江莫力达瓦、内蒙古克什克腾以及额尔古纳右旗等地的金长城，辽宁宽甸虎山、河北山海关直至甘肃嘉峪关的明长城。

　　“现在已经到了航拍时代，还有必要翻山越岭脚挪步量吗？”面对笔者的疑问，冯永谦表示：“无论是过去的文献，还是现代的高科技，都无法取代田野考察。”他举例说，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写过一篇《金界壕考》，考察金代长城的走向，几乎将文献资料运用到极致，可谓面面俱到，天衣无缝，但因为王先生未到实地考察，这篇《金界壕考》中的诸多论述，不断被后世的考古学发现所质疑。

　　“现代的航拍，虽然可以勾画出长城的大致走向，而一旦涉及细节，便一筹莫展了。因为长城的很多段落被人为毁弃或随地貌改变，从高空航拍，即便再精密的仪器也找寻不到这些‘消失的长城’。”冯永谦给笔者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我在北票界内找燕长城，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冲沟前，东西走向的长城突然消失了。我在冲沟里走了很长时间，仔细观察冲沟两旁的土质，发现有一条沟垅内的土质发黑，我就想，是不是这段长城被山洪冲毁后形成断沟，两边的淤泥、腐草烂木沉降于此，才导致土质发黑呢？依据这个判断，我仔细观察这段沟垅两边的土质颜色，又爬到山岭高处看这段沟垅的整体外观，这么一观察，这条消失的长城轮廓立刻在我眼前明晰起来，这条断头的长城就这么被我‘修补’上了。”

　　1986年，全国开展“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辽宁决定修复绥中县明代万里长城九门口段，这是一项惠及子孙的好事，全省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群众性赞助活动。可辽宁境内长城状况如何，多数人并不清楚。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冯永谦将历年来所掌握的长城资料，与人合作，汇集成一本《辽宁古长城》，运用大量考古调查资料，附有许多珍贵的地图和照片，文图并茂地将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和明长城等一一呈现出来。

　　为了修复好绥中九门口长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86年起，由冯永谦担任领队，对九门口长城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年，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不仅破解了古长城的结构设计和建筑施工技术，还通过发掘纠正了文献中关于九门口长城只有6个水门的记载，从而保证了九门口长城的成功修复。

　　与此同时，他们还弄清楚一桩历史悬案。史料记载，清军入关时，曾与李自成农民军在“一片石”展开激战，可是“一片石”究竟在什么地方，史书说法各异。冯永谦经过考证，确认“一片石”就是九门口长城桥下河床上为保护桥墩而敷设的7000平方米铺石。

　　揭开了辽西明清史上的“一片石”悬案，冯永谦又把目标锁定在了辽东。他知道，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是一个不应当出现的错误，长城的最东端起点应当在辽宁的丹东，但究竟在什么地方，社会上有不同说法，学术界也莫衷一是。经过几个月的实地勘察，他终于在老边墙至虎山及其南麓的鸭绿江边，发现了长城的东端起点。这一发现，同史书的记载恰好吻合，从而推翻了明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的传统说法，《光明日报》1990年10月24日在头版对此进行了报道。

　　1990年12月25日至27日，包括罗哲文、朱希元在内的国内长城研究专家30余人，齐集丹东，召开“明长城东端起点论证会”。《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明代万里长城东端起点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乡鸭绿江畔的虎山地段，即东经124度30分，北纬40度13分。明长城东端起点的具体地段、位置、走向的认定，是我国长城考古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和收获，廓清了曾流传于国内外明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的错误，恢复了历史真实面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毕玉才刘勇）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尹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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