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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来的“江姐”韩冰：丈夫为我“半路出家”

//m.auribault.com 2013-12-23 来源：中工网——《吉林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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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韩冰，1942年生人。白城市吉剧团原副团长，现已退休。国家二级演员。

曾主演吉剧《桃李梅》、《包公赔情》。其代表作《江姐》在吉林省吉剧汇演时，因表演出色，曾被观众称为江姐“再世”。

吉剧《队长不在家》、《西瓜今日甜》中的角色，曾获吉林省吉剧汇演配角一等奖。

她是工地上自学成才，从工地上走出来的演员。

她凭借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的勇敢精神，在吉剧舞台上闪耀一时。她曾出演过经典吉剧《江姐》，在剧中，她以鲜明的人物性格，鲜活的人物表演，将江姐的形象演绎得淋淋尽致，观众称她江姐“再世”！

她属于一个家庭，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属于一个舞台，是吉剧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两难之处，同为吉剧乐队乐手的丈夫站了出来，为了她，为了照顾好家庭，他主动选择离开吉剧战线，另择他业。

下面是韩冰自述：我因吉剧而坚持，丈夫却为我改行……

工地上走出“江姐”我是土生土长白城人，从出生到现在，我都没离开这片养育我的故土。

1942年12月25日，我出生在白城市八家子村。我是满族人，祖籍在辽宁。我的祖先都曾在清朝做官，在那个朝代是一个较为显赫的家庭。不仅如此，我们韩姓家族曾是镶黄旗，在当时，可以称为“皇族”。不过清朝衰败后，我们家族也走到了衰落时代。

当时，八家子村的有一户大地主是我们家的亲戚。就这样，爷爷带着我父亲搬迁到这里生活，我便在这里出生。

1948年，就在我6岁时，八家子村远近各个地方突然出现大规模的鼠疫病。突如其来的瘟疫，令人措手不及，加上当时还没解放，政府形同虚设。只几天功夫，我们村就一共死了一百八十多口人，最后整个村子没剩几个人。在我印象中，每家挖一个坑都要埋上好几个人，那种景象令人不寒而栗，更是惨不忍睹。

说来我也很幸运，当时，恰好父亲带我去姥姥家送东西，我们走了之后，仅仅三天的时间，鼠疫就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而我和父亲最后幸免于难。但我母亲、哥哥还有弟弟都死于这次鼠疫中。

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而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还不知道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只是一味地喜欢唱喜欢跳的，我成了唯一能让父亲开心起来的“活宝”。后来，当我有些朦胧的意识后，感觉到母亲、兄弟的过世对父亲的打击很大，我才渐渐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长大，安慰父亲。后来，父亲娶了继母，我变成家中长女，承担长女的职责，照顾弟妹，洗衣做饭。

我父亲有一副好嗓子，逢年过节，父亲都会被请去给长辈们唱曲子。每年春节拜年的时候，父亲也都带着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父亲唱的“小拜年”。时间一长，我也就学会了。自己没事的时候就学着唱，后来我又配合一些动作配合着自己唱，这也应该算是童年的一种自娱自乐吧！

后来，我到村里读小学，一直念到中学。可是刚上高中，没读几天书，学校突然停课了。因为没事做，我就到父亲工作的工地，帮那些工人们买午饭。

有一次吃午饭，工友们说到父亲唱曲好听，一时兴起，都想听父亲唱曲，恰巧父亲不在，我就跟他们说，我也会唱。叔叔们听了可都乐了，可当我一开口，他们顿时鸦雀无声，听得傻了。因为常听父亲唱曲，私下我自己也总练习。所以父亲会的我都会，照猫画虎，学着父亲的样子唱了起来，工地的叔叔们都一起鼓掌，众人都称赞我有出息，将来能唱戏。我当时就想，要是能让更多人听到我唱歌有多好啊！

从那以后，父亲再唱曲，我更加留心了。把父亲唱的曲暗自记下来，自己再练习，有机会到工地给叔叔们送饭时，再唱给他们听。工地人都夸我比父亲唱得好，日复一复，我演戏的信心就这样一点一滴累加起来了。

1958年，我16岁，偶然得知白城艺术学校在招学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报名考试，竟然十分顺利地被录取了。

进入学校后，我才知道，一切都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要起床练功，学习唱腔，扇子功等等一些演员应具备的基本功。那个时候，我人还小，想法非常单纯，只因为渴望可以站在台上，为人家演演戏，就可以赢得满堂喝彩和掌声。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可笑的想法，就支撑着我一段时间里刻苦练功，甚至成了我立志表演的动力。

后来，我逐渐地了解到，吉剧的表演技巧，其实是在二人转的五功，即唱、扮、舞、说（口说）、绝（手绢儿、扇子等绝活）的基础上，采撷其它剧种的长处逐渐形成的。而手绢功是吉剧的最大特色表演绝活，为了把手绢功练好，每天，我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我都在练习转手绢。最后，一直练到手腕淤青，我还在转个不停。为了登台表演的那一天，我觉得那一切付出和辛苦都值得。

天道酬勤。第二年，我就如愿登台表演。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我默默告诉自己：即便是个小角色，也要用心去演。当时，我一遍遍看剧本，不厌其烦地背台词。还把自己想象成剧本中的人物，来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有时，练习忘记了时间，就错过了吃饭时间。晚上又怕影响寝室其他人休息，我就蒙着被子，打着手电筒，压低嗓子在被子里练习。

不久后，我就开始正式登台表演了。演出很成功，因为我突出的表现，受到很多人关注。此后，演出机会也更加多了起来。

1960年，白城地区吉剧团成立。我正式成为了吉剧演员，因为吉剧表演的多元化，唱、说、练、打，我都要精通，从花旦到青衣，每一个角色我都需要学习。

就这样，我一边学习，练功，一边登台表演。虽然很忙碌，却很充实。

丈夫为我“半路出家”1966年6月6日，我与同在剧团工作的丈夫王有河结婚。我丈夫是乐队中的琵琶手，弹一手好琴，我们因戏结缘，我唱曲，他弹琴。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两年后，我们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

婚后，我仍在不断演戏，先后出演了《桃李梅》、《包公赔情》等吉剧。儿子出生后，我一直在犹豫是否将心思转移到家庭上。我和丈夫同在一个剧团工作，因为演出任务重，频繁下乡，我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没人照顾了。尤其是我，因为团里有时需要到外地演出，一出去就要离开家好长的时间。那段时间，我与孩子聚少离多。

有一次，我跟团里到扶余县演出，由于剧目较多，我这一待就是一个月。整整一个月，我都在外地，整天在剧团里吃饭、睡觉、演出。家里的一切都撇给了爱人，而我爱人也要跟团演出。但是由于家里孩子太小，实在需要一个人在家里照顾他们，丈夫不得已之下，就主动跟领导商量，留在家里也好方便照顾孩子。

当时通讯不发达，我在前方演出，也没法及时了解家里情况。当我到家后才知道，因为儿子想吃饼，丈夫在烙饼时，也不知怎么弄的，不小心还将右腿烫伤，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正常行走。看到丈夫腿上的烙印，我不禁流下眼泪：作为一个妈妈和妻子，我这是失败啊！

我开始跟丈夫商量要离开剧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我心里还是一百个不情愿。我吃尽苦头，才有今天登台演出的机会，现在说放弃就放弃，我实在做不到。当天夜里，我就失眠了，想到丈夫为我做出的牺牲，还忍不住偷偷掉了几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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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