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学源自于西方，无论是其内在的框架、支撑这一框架的理论和技术，坚守的理念，乃至思维和表达方式对于中国文化来说都是一套全新的东西，在已有的文字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的词语，因而，要想将这套全新的知识系统准确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对于任何翻译者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将现代法学译介至中国，严复是较早的尝试之一，且是直接从英文进行翻译，因而难度更大。严复在欧美留学多年，年轻时国学水平一般，但他对自己要求较高，为了译书又好好狂补一阵古文，因而人到中年以后其国学和英文功底都好，为了能够准确地译介这套新的知识，并使之与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续接，实现将古今中外融为一体的宏大理想，严复提出了信、雅、达兼顾的译介标准，挖空心思地从上古文献中或发掘、或创造了出许多词汇，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如物竞天择、计学、名学、图腾、宗法、拓都、群、己等等。

　　对于严复的努力和做法并非人人都感兴趣，如郭沫若就全然不懂严复的良苦用心，他在自传中记述过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一段趣事。郭沫若年幼时立志从医，民国初年报考了天津的军医学校。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很容易地过了第一关，但复试国文时学校要求考生以“拓都与么匿”为题目写篇文章，拓都与么匿即是严复所创造的新词，来自封闭四川的郭沫若对此则极为陌生，因而让他倍感尴尬。多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郭沫若以诙谐的笔调说：“拓都大约是指社会，么匿是指个人。我的妈！这样伟大的一个难题，实在是足以把人难倒，这同时也逼得我这个‘么匿’没有胆量等待揭晓，把天津这个‘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后去了”，先去了北京，然后又漂洋过海去了日本。

　　而为文和为人都较为苛刻的鲁迅对于严复的努力则极为赏识，他在《准月风谈》一文中说到“从前严几道（严复字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到了么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译双关的。”

　　与严复不同，其时尚有不少人使用和制汉语来译介西学。众所周知，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比中国接触西学的时间要略早一些，所谓和制汉语就是日本人在介译西学时用汉字创造出的新词汇，这些新词汇使用的虽然都是汉字，但与传统国学却无多少渊源，如经济、组织、法律、社会、政策、团体、名词、物权、权利等等。对于和制汉语，包括严复在内的很多人都较为厌恶，认为粗疏，缺乏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因而，不断地与之抗衡。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最后胜利的竟然是和制汉语，严复的努力付之东流。到民国时期和制汉语就已经占领了国人书面语言的半壁江山，几乎填满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学者们经常指出白话文和简体字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盖新学者不能读古书，而老生又不解新意，两者交讥，而倭文乃流行于禹城。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谓日文势力，及于中华，颇讥吾人摹拟无识，吾人能不愧乎？及至梁启超掌法部，乃改‘取消’为‘撤销’，‘手续’为‘程序’，‘目的’为‘鹄的’，然大势所趋，不可挽救。学问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不待妄人主张白话，而中国语文已大变亦。”（柴小梵语）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一结果？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并给出了各种答案，如民国初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较多，有利于和制汉语的流通等等。这些结论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其实，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变化。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凡对严复赞赏有加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高古”、“雅致”之类的用语来形容严氏词汇，其实，可能就是过于追求“高古”害了严氏新词，限制了它们的流通。在远古时期，文字是身份的象征和少数人的特权，追求雅致、高古理所当然，但伴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文字正逐渐变成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和手段，在这样的时代“高古”的结果必然是曲高和寡。

　　（作者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