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说中国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应该人人有梦，个个追梦，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做得云蒸霞蔚，活力四射。否则，多么宏伟和瑰丽的梦，都只是个梦的框架，梦的躯壳。

　　我想对青年朋友们说，我也是个有梦的人。我做的梦，是当个作家。说起来那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事了，那时我率部东渡黄河去抗日的父亲把我寄养在湘西，在动荡中，渐渐长成了一个中学生，懂得了生存的艰难，有了用笔倾诉的欲望。后来，我又读到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书里小英子的遭遇勾起了我的满腹辛酸。我知道林海音是写她的童年，心里想，我的童年比她笔下的这个小英子凄凉多了，有一天也要写出来。几十年后重返湘西保靖我读过书的原省立八中，年纪大的老师还记得我的作文次次得“甲”，经常被当作范文宣读，就说湖南这个地方出女作家，丁玲是湖南人，琼瑶也是，当年一看我的作文，便知道我在这条路上也可能有出息。当然，他们说得最多的还是我隐姓埋名，胆小怕事，说当时打死他们也想不到我是贺龙的女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回到父母身边，有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和老师。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我15岁，有一次在北京医院住院，一个备受人们尊敬的中年人每次遇到我都笑眯眯的，露出长辈特有的那种关爱。我非常奇怪，问医生护士他是谁。医生护士说，小姑娘，人家那么关心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他是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啊！也在这个病区住院。我吓了一跳，马上想到齐燕铭不仅是个大官，还是个大学者、大作家，在延安时期就主持创作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受到过毛主席的称赞。再次遇到他，我感到亲近多了，他问我什么答什么。一天，齐燕铭来病房看我，发现我喜欢读小说，建议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说早读过了。他又说，他那里有许多小说，都是中外名著，我都应该读。我说，那你借给我看。他说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每读完一本书必须写一篇读后感，他通过后，才能借下一本。我求之不得，正盼着有人教我写作呢，连忙答应了。从此，我每读完一本书都交给他一篇读后感，他也说到做到，每次都给我讲评，有时大加赞扬，有时指出不足，说哪本书没有抓住要害，哪本书没有读出真情实感。读完《安娜·卡列尼娜》，我由于年少青涩，对男女感情上的事没有感觉，什么也没有写。他惊愕地望着我，说读这本书你还没有感受？第一句话就博大精深，可以下笔千言。

　　因受到齐燕铭的指点和鼓励，我的写作大有长进，很快想到给报刊投稿。但我有自知之明，只敢投小报小刊。父亲听说我想当作家，非常惊奇，激励我说，在小报小刊上发表文章不算有本事，我们要上就上《人民日报》。在他看来，只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才算作家。从那以后，我大胆投《人民日报》。只可惜直到“文革”来临，我也没有成为父亲心目中的作家，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人民日报》。

　　当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作品时，已是20多年后的事了，这时父亲已含冤去世，我也还在工作和生活的泥沼里苦苦跋涉。但那天，当我在大街上的阅报栏里看到我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时，激动得全身发抖，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痴痴地站在报栏下，想笑又想哭，在心里一遍遍对父亲说：爸爸，我写的文章终于被《人民日报》发表了，成了你希望我做的作家，你该满意了吧？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我的处境也在一天天改善，先后当了记者、编辑、党史军史专家、高级军事科学研究员。然而，真正作为一个梦诱惑我的，还是当作家。因为60多年了，无论在艰难年代，还是在顺利时期；无论工作多忙，在实际事务中陷得多深，我都坚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在史料中执意寻找和发现的，特别是与我父母有关的历史片断和情怀记录下来，留待日后整理成文；还利用工作和回湘西寻亲的机会，一路追溯父母和我童年散落的足迹。我叮嘱自己，此生一定要好好地写一部书，一部父亲母亲和我自己的生命史与心灵史。最近，我终于如愿以偿，出版了寄托我这一生梦想的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在交出这部书稿时，我惊奇地发现，原来我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梦里。过去那么多年，我持之以恒，苦苦坚守下来，就因为这个梦总在远方召唤我，鼓舞我，让我乐此不疲，欲罢不能。

　　如今我年过古稀，是个真正的老人了，但我感到我的梦还没有做完。我还想写一部自传体小说，甚至还想写电影，写电视剧。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梦想成真。可生活在这样一个梦里，我感到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