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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线”串起乡村中国
吕振//m.auribault.com2014-11-04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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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波的摄影集《俺爹俺娘》曾让人感动不已,这次他做起了导演,选取一个不富也不太穷、不开放也不太封闭的小山村——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作为中国农村的标本,深深扎进去,用一年多的时间记录、挖掘、整理,最终带着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重回人们的视野。总的看来,这部纪录片通过三个主要人物——农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串起了反映当下农村主要问题的三条线索。

  其一是农民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冲突。这在主人公杜深忠和妻子张兆珍的关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家庭贫困的老农杜深忠上过高中,是村里的文化人,喜欢练书法、弹乐器,天天在门口照进阳光的空地上写《道德经》。他的妻子对此非常不解,说他是“头顶炭火不觉热”。当杜深忠用690块钱买回一把惦记多年的琵琶时,妻子又一次发火了:“家里谁没鞋谁没袜子,谁没裤谁没褂子,你为这个家庭想吗?整天抱着琵琶穷酸。”但杜深忠认为:“人需要吃饭,得活着,精神也需要吃饭,需要哺养,要有高雅的因素去填补。”这样的矛盾在这个家庭中已存在了20多年。杜深忠的精神境界、文化层次和生活追求要比妻子和其他村民高,却也因此与农村大环境无法融合,甚至成为被嘲讽的对象,成为“边缘人”。追溯出现这种尴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收入普遍偏低,没有享受精神生活的资本;另一方面则是基层文化娱乐设施不完善,许多偏远农村覆盖不到。如何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使其不为基本生活发愁?如何才能繁荣适合农民需求的基层文化?怎样把农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和谐统一地发展起来?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其二是农村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村支书张自恩是基层村官的代表,一年来酸甜苦辣尝尽。有人找他打架,因为修建文化广场砍掉几棵树;有人怀疑他贪腐,到镇上去查他的账;有人摔门给他脸色看,因为村两委班子工资太低。他自己感慨,“一年就赚了一肚子酒,赚了一肚子气”。但是他没有就此灰心甚至懈怠,仍然时刻惦念着怎样发展村里的旅游产业,提高乡亲的生活质量,繁荣乡亲的文化生活。基层村官确实不易干,一人难称百人心,在平均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更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如此纷繁复杂的乡村政治生态环境,考验着千千万万基层农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气度。如今,国家推行了包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新的农村基层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问题得到改善,但还是有一些顽疾存在。

  其三是农村青年人的出路问题。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在下葬的时候,四五岁的儿子指着棺材天真地问爷爷:“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看到此处,我热泪盈眶。农村人到城里打工,一方面面临城市户口、医疗、住房等各种政策限制和经济压力,融入难,立足更难;另一方面,他们从价值观上已经认同了城市生活方式,不会农活,也不愿再过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也无法回到农村。这样他们就成为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入的两难的“夹心层”。主人公杜深忠在教育读大学的儿子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得好好读书,千万千万得,咱这二亩贫瘠的土地不养人。”一个农民父亲的肺腑之言,道出了读书依然是农民子弟成材的最佳出路。

  除了巧妙的三条线索,《乡村里的中国》在纪录片的创作艺术上也有许多突破。镜头聚焦基层农民,故事性强,所有问题都是通过人物情节发展自然表现出来,线索清晰,充满张力。最重要的是主题具有普遍性,努力探讨人性以及人的生存价值,是对这个时代农民命运的生动展现,极富震撼力。

  纪录片的发展,既需要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也需要有更多适合院线放映、引发观众共鸣的影片来培育市场,更需要观众改变仅仅喜欢快感刺激的文化消费口味。希望这部《乡村里的中国》,能让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回望并反哺生养自己的村庄,也让城市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引发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多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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